见证过几个朋友的婚礼，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学生的时候，大家都很穷（不像现在的留学生，都“不差钱”），结婚的时候也要想办法节省开支。
有一对从上海音乐学院来的朋友，那会儿在圣路易音乐学院学习。一个是男中音，另一个是小提琴手。他们只有部分助学金，其余的学费以及生活费都得靠自己打工。除了学习，男的在一个教堂的唱诗班领唱，女的在餐馆做工，很辛苦。他们俩从小参军，在前线歌舞团多年，77年考到上音，已经爱情长跑了很久。那时我先生刚来美国，我们几家都住在一幢旧公寓里，生活上也是互相帮助，成了好朋友。他们结婚时，决定在教堂举行仪式。但是婚纱很贵，买不起。结果是我自告奋勇帮他们缝制。我和准新娘去布店挑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婚纱式样，选了料子，用我的前房东给的一架旧缝纫机替她做了婚纱。去年在上海和他们见面的时候，她还在告诉她的女儿这段往事。
同系的W君，在男生多、女生少的不利情况下，悄悄地找到了自己中意的姑娘；等我们知道时，已经快要结婚了。这一次是他们请我缝一件婚纱。新娘中意的式样挺复杂，不过我还是壮着胆子答应下来，成人之美。那件婚纱花了我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才缝好。新娘穿上以后很高兴，拍了漂亮的照片送我一份，至今还保留在我家的相册里。二十几年过去，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不过那个女孩子的性格温和，相信他们会过得幸福。
还有一个很浪漫、对爱情很勇敢的朋友，小我好几岁，总叫我“大姐”。她和一个德国小伙子隔着大洋谈恋爱，小伙子是在中国旅游时和她相识的。那一年，小伙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到美国来看她；两天以后她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请我当证婚人。我和他们来到市政厅，排队领结婚证书。两个人都穿着家常衣服，倒是我和另外一个证婚人穿得还正式一点。发证的官员对他们讲了祝福的话，结婚的人和证婚的人一一签了字，拍了照片，“婚礼”就结束了。很快小伙子又回了德国，而她继续在美国读书。她的一帮美国同学送给她几大张邮票，说让她可以常常寄信用。不过她更喜欢打电话；越洋电话费很快地把她存的钱用光；结果几个月以后，她还是离开美国去了德国，暂时结束了“长途恋爱”的“高消费”生活。
工作以后，有一个同事结婚。她有三个姐姐，是本地有名的L家四姐妹。婚礼在一个湖边的草坪上举行，她的父亲和继母从国内赶来参加。让我难忘的是，她把已故母亲的遗像放在桌子上，对着母亲说了一段话，告慰她的在天之灵，让参加婚礼的人都唏嘘感叹。
有一个认识多年的好朋友，已经三十几，还没有结婚。他的第一任女友是出国前在国内交的。他出国以后就积极地替女友申请学校；好不容易申请到了，女友来美国，他开了几个小时车去芝加哥机场接她。可是女友见到他就说，“我们分手吧”。结果他掉转头，又开了几个小时车回学校。从那以后，他也交过别的女友，但是都没有成。几经辗转，他也到底城工作，在这里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们的婚礼选在那一年的感恩节在一个天主教堂举行。天主教的婚礼仪式是很严的，新娘新郎跪在神坛前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听神父致辞。第二年的感恩节，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两年的感恩节都下着小雪，所以女儿的小名就叫“小雪”。小雪后来又有一个妹妹，老大调皮，老二娇憨，都很可爱。如今一家人在德州生活，和睦幸福。
另有一个朋友，第一次婚姻破裂，离婚时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她后来爱上一个中文讲得很好的美国小伙H。H自己从小双亲离异，深知单亲家庭的孩子需要父、母的爱。结婚时，他自己写了一段誓词，保证爱继子如亲生，非常感人。如今儿子已经上大学，他们俩后来又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儿子，在上幼儿园。我的朋友也是越活越年轻，而且事业有成。
人生百样，婚礼也有百种。当朋友们步入婚姻的礼堂时，见证的人们也感受到那种真诚和激情。
参加朋友的婚礼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2009年6月28日
我最早的记忆是火车站。天麻麻亮，站台上的灯在雾里亮着黄光。 我揉着没睡醒的眼睛，牵着大人的手。 站台很宽，很多人在地上躺着坐着，背靠着麻袋，扁担，铺盖卷。火车来了，呼呼地吐着热气。 后来我就坐在火车上了。车窗外是一片田野，远处有几个人赶着牛。再后来我就跟着妈妈来到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带我看我的小床，小脸盆，又带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幼儿园有很多我从没见过的玩具，还有一个大轮子，上面有很多小椅子。小朋友们坐上去，阿姨就推着轮子转。我不敢坐转椅，紧紧抱着从家里带去的小闹钟，看着别人玩，想着外婆外公。
那年我三岁。因为家里刚添了表弟，妈妈怕外婆太忙，就把我接到她工作的城市，在幼儿园上全托。星期天妈妈去看我，临走时我就会大哭，不让她走。可是当我看不到她时，马上就不敢哭了。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听外婆说，那阵子外公常常从梦里哭醒，惦记着我。外婆说，“老的在家哭，小的在外头哭，不如接回来吧”。第二天，外公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接回家，妈妈从此再也不提送全托的事了。
我在外公过世以后才知道，其实外公不是我的亲外公。亲外公在我妈妈小时候就死了。他活着的时候在衙门里当文书，吸鸦片欠了很多债。他一死，亲戚们把他的房子典了还债，外婆得养活太公公，太婆婆，我妈和我姨。当时的政府鼓励老百姓到郊区开荒种地，外婆就去南郊领了几亩荒地，务农为生。离新开的荒地不远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中年伙计，每天下山挑水。他就是我后来的外公。外公为人老实，干活不惜力，话不多（喝酒以后跟外婆吵架时不算），带着浓浓的外地人的口音。他的老家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每次他老家的侄子来都送我们宽宽的海带。
外公很喜欢在院子里干活。 他的背有点驼, 剃着光头，穿着白色或者蓝色的大褂，夏天干活时戴一顶旧草帽。他的手很大，很厚，长满了老茧。有时我们院子里长的菜太多了，吃不完，外公就大清早去市场卖菜。卖菜的钱除了打点老酒，还常常买些糖果，小手枪，皮球，或是鞭炮装在他的大褂口袋里。我们一见外公回来，就去他的口袋里找东西。后来妈妈说卖菜不好，别人会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劝他别卖了。外公不服气，说是他自己种的菜，有什么不能卖的。不过他不再卖菜了，太多了外婆就送给街坊、邻居。
外公不识字，但是很喜欢听王绍棠的扬州评话。每天中午，江苏电台都会播上半个小时。 外公吃了午饭，点上一袋烟，专心一意地听书。我也坐在小凳上一块听。最喜欢听的是水浒。武松景阳岗打老虎，武大郎卖烧饼，西门庆和王婆做坏事，武松大闹狮子楼，孙二娘卖人肉包子，林冲夜奔，鲁智深倒拔水杨柳，宋江杀阎婆惜。在梁山好汉中，我最喜欢林冲，最不喜欢宋江，因为他没本事又窝囊。王绍棠讲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外公听得津津有味，兴头十足。等到王绍棠讲到紧要关头，一句“且听下回分解”打住，大家只好偃旗息鼓，去睡午觉。
外公闲下来喜欢抱我们，背我们，特别是表弟，常常被外公扛在肩上。表弟上幼儿园的时候，外公每天背着他上学，回家。后来我们再大一点，不用外公接送了，外公就每天坐在巷子口范老太太门外的石头台子上等我们放学。
表妹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走丢了。 全家人到处找，外公外婆急得团团转，报了警，又上广播站登“寻人启事”，说表妹多大多高，穿什么衣服什么鞋，梳什么头，在什么地方丢的。半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表妹的影子。原来她一点也不怕，自己一个人逛了几里路，最后走到护城河的桥下， 站在水边看河里的船。 幸好被妈妈的朋友游阿姨看到了，认了出来，把表妹带到她的办公室，然后又给我们家送信。我跟着外公到游阿姨那去领表妹。外公一见到游阿姨，就跪下作揖，连声说着“磕头磕头”，谢了好一阵。
我九岁那年，外公病了，病得很重。他整天肚子痛，人瘦得皮包骨。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外婆的眼睛红红的。她告诉妈妈外公在前一天的夜里悄悄地挂了一根绳子在屋梁上，想要自尽， 被外婆救了下来。他说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不如死了。我后来知道外公是得了肝癌，已经是晚期， 没药能治了。夏天，我姨从新疆赶回来看他，在家待了一个月，外公一直撑着。等我姨回新疆以后，外公终于走了。
外公过世的时候，我正坐在他身边。外婆大声地哭着。我摇着他温热的手不停地叫外公，一直到邻居阿姨把我拉开，告诉我外公已经死了，听不见我叫他了。街坊们帮着外婆替外公擦干净身子，换上新衣。大家把外公放进棺材，停放在堂屋里。接下去的两天，外婆和妈妈忙着准备出殡。 我守着外公的棺材，心里没有一点害怕。从我记事起，外公连一句重话都没对我们说过，他给我们的总是慈爱。我心里觉得他没死，也许他会从棺材里坐起，重新活过来。
外公葬在妈妈家的祖坟附近，和我亲外公的坟隔着一个小山坡。二十多年以后外婆过世，葬在我亲外公的旁边，和外公的坟遥遥相望。今年清明，妈妈告诉我，因为土地征用，外公的坟又迁到祖坟，和外婆的坟相邻。
我的血管里有着亲外公的血，心里却记着外公的疼爱。
谁说血一定浓于水呢？
2008年6月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一心一意要去农村“锻炼”。可是我们的户口刚从全家下放的农村迁回城市，我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再下乡，急得高血压发作，卧床不起。亲戚朋友们都来相劝，我只好不吭声了。那时，我刚刚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觉得自己和那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差不多，没脸见人。接着家里买了火车票，“派”我到新疆去看我姨。我在乌鲁木齐待了半个秋天，半个冬天 ，又回到家里。每天一早，我带着干粮，走十几里路，到郊区一家远亲住的村子里去义务劳动。看我这么犟，外婆和母亲商量，给我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到江心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
江心洲是长江里的一个小岛，地属丹徒县。开学一个礼拜前，我背着铺盖，用网兜装着脸盆、脚盆、漱口缸，从镇江坐四十分钟长途汽车到谏壁镇，再乘三十分钟渡船，来到了江心。从码头到镇上，差不多两里路。“镇子”也就是几百米长的一条街，江心中学在街的尽头。学校有三排平房，围成一个“口”字型，开着的一面算是大门。办公室在朝西的一间。校长姓蔡，五十多岁，瘦瘦高高，满脸皱纹。他穿着蓝布中装大褂，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两样。我说我是来代课的，他笑了，露出了发黄的牙齿，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小玲老师。然后带着我去宿舍，一边给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
江心中学是岛上唯一的中学，初中高中在一起，有几百个学生。我的任务是教初一两个班的数学、英语和音乐。学校一共有十几个教师。蔡校长兼教政治、历史；副校长姓陈，三十多岁，人长得很文静。他教高中的物理和数学，他和母亲、妻子、刚会走路的儿子都住在学校宿舍。教导主任姓王，矮个子，修顶，眼睛不大但是很灵活。他教高中语文，也是本地人。还有几位本地教师，都不住校：教语文和地理的郑老师，教理化的邵老师，教体育的朱老师，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汪老师，教语文的言老师，和管总务的盛老师。另外还有四个南京和上海的知青，女的姓蒋、王、于，男的姓花。蒋老师中等个头，浓眉大眼，梳两条粗粗的辫子，显得很自信，直爽，不好欺负。花老师戴眼镜，南京口音很重，看上去是个没脾气的人。王老师是上海知青，眼镜上的圈圈很多，个头比我矮一点，辫子细细短短，笑起来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他们几个都是老三届的知青。
我和王老师合住一间宿舍。宿舍和教室一样，地是泥地，顶上也没有天花板，完全是老式房子的构造。宿舍里放着两张双层床，占去了房间的大半。人睡在下铺，上铺放东西。两张床头中间的墙上开着一扇窗，窗外是高高的树，树上传来知了响亮的叫声。宿舍的隔壁是教室。
朝东一排最靠外的两间是食堂，里间做饭，外间吃饭。灶是柴禾灶，架着大铁锅，屋里还有几口水缸。堂屋放着两张方桌，几条板凳。厨房里有两位师傅，矮墩墩的老王，和瘦高个的老陈，他们也兼管打扫院子。厨房的外面，有一口井，旁边放着两只木吊桶。
操场很大，在“口”字的东面。操场上空空荡荡，没有篮球架，只竖着一杆国旗，是跑步的好地方。办公室除了桌椅、书架、教具以外，还有一架旧风琴。只有蒋老师会弹风琴，大概我来以前是她在教音乐课吧。
开学以后，学校热闹了起来，我也开始教课。和所有的新老师一样，我面临着学生的挑战。农村的孩子们上学晚，上上停停，所以年龄比城里的学生要大，有不少长得比我高；再加上我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更让他们不服气。数学课还好，毕竟学生们也知道算账的重要，农村里的会计可是人人羡慕的；英语课就不一样了，谁也没兴趣学什么外国话。音乐课呢，就更是学生们顽皮打闹的机会了。开头的几个星期，我的教室里常常有蔡校长坐镇，要不就是班主任言老师来“救驾”。有时候我被调皮的学生气得掉眼泪，老师哭了学生们也会安静下来。
懂事、爱学习的孩子也有，班长沈月就是一个。沈月高个子，大眼睛，发育得很好。她话不多，显得成熟、稳重，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她也尽力地帮助维持课堂秩序，有时还会给我出点主意。毫不夸张地说，她在班上的威信比我高。
几个星期以后，学生们渐渐地习惯了我这个“小玲老师”，我的生活也有了常规。每天清晨被窗外的小鸟叫醒，去操场跑步，然后打一桶井水拎回宿舍洗冷水澡；再去食堂吃稀饭、馒头和咸菜，完了到办公室准备功课。早晨照例有三十分钟的“政治学习”，通常是蔡校长念一段报纸，交代一些日常事务。学生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做早操。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站队，朱老师带着大家跟着大喇叭的音乐做操。接下来是四节课。中午老师们都在食堂吃饭。我们住校的是包伙，本地的老师通常是自己家里带来的饭菜，让老王放在大锅里蒸一蒸。也有几个学生在学校代伙。午饭边吃边聊，蔡校长带头，无话不谈。午睡后再上两节课，打扫卫生，日程和城里的学校差不多。
傍晚，是最自由的时候。学校周围很安静，本地的老师大都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年轻人在办公室。我除了备课、改作业，还能摸一摸风琴；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读书。我从镇江师专图书馆“走私”带来了一书包外国文学名著。言老师、王老师和我轮流读，最如饥似渴的是言老师。
言老师是本地农民出身，工农兵学员上了师范，一年前刚刚毕业回到家乡。他三十岁出头，个子不高但是很健壮，说起话来带回音。听说他的未婚妻是大队会计的妹妹，不过他从来没跟我提起他的婚姻。言老师帮我度过了刚开始的难关，我也给他当副班主任，协助他的工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聊读过的书，聊自己的经历，聊班上的学生。他整晚整晚地待在办公室，常常是别人都回宿舍睡觉了他还在用功。
王老师就像我的大姐姐，虽然我的个头比她高。她的父母都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授，父亲在文革初期被斗自杀。她和她的妹妹都下放农村，她去了江西，妹妹来到江苏。在江西几年以后，她终于通过亲戚的关系转到江心洲，离母亲和妹妹近一些。王老师很随和，乐于助人。无论她心里有什么苦楚，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她抱怨、看过她掉眼泪。她教高年级的英语，也给我传授教学的经验。她的知识面很广，书本上的和实际的，也懂点医，当过“赤脚医生”。我们俩一早一晚在一起，相处得很好。
每两个星期的周日，我回一趟家。外婆总要做点好吃的，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再去师专图书馆把看完的书还了，另借一书包带回来。
不回家的周日，我和王老师就在岛上转悠。江心洲方圆六、七里，中间有一条大河从东到西穿过。大河又伸出枝枝杈杈的小河和沟渠，灌溉着肥沃的土地。岛的北面是长江主航道，江滩一年一年被水流冲得越来越小；而岛的南面，流水把淤泥送过来，江滩就慢慢地长大；江心洲的版图就这样不断地变化着，沿江的堤坝也要跟着改道。岛上没有山丘，平展展的田野一望无际。秋天是金色的稻海，冬天是带霜的麦田，春天是一片片嫩黄的油菜花，夹着一片片鲜亮的紫云英，让人惊叹大自然斑斓的色彩。江心洲也出水产，刀鱼，鲥鱼，螃蟹，…，都很有名，不过学校的食堂是不做的。
有的时候，我跟着言老师去家访。我们踩着高高低低的田间小路，去学生家里看一看，一般是学习有困难或是上课爱捣蛋的学生。江心洲虽然是“鱼米之乡”，农民还是非常贫穷。孩子们在家很辛苦，要干地里的活，也要放牛、割猪草，放学以后没有时间看功课、做作业。耕种、收割的季节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学校的本地老师，也要回家干农活。所以学校农忙的时候得放几天假，否则就没人来上课了。我们家访的时候，家长们都挺客气，停下手上的活，和我们说话。不过看到孩子们过的生活，我也不忍心批评他们。班上有一个最调皮的男生，我在他家看到他挑了很重的一担稻草，和他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他看到我和言老师，一反常态，躲得远远的。但是从那以后，他上课也不再带头捣蛋了。老师们议论起这些，都无可奈何。那时整个社会都不要知识，苛求这些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
日子久了，我也慢慢地知道了一些学校的事。教师的待遇有三种：最好的是公办教师，由县教育局发固定工资；其次是民办教师，由公社发工资，编制不稳定；再其次就是临时教师，像几个知青和我。知青们并没有“扎根”的打算，所以不和别人争待遇；民办教师们为了争取转成公办，常常会有些矛盾；教导主任据说是很会背后捅刀子的。副校长看着斯文，但听说他一心想把校长挤掉。校长为人忠厚，凡事“和稀泥”；倒是蒋老师正义又直爽，看不惯的事批评起来不讲情面，所以副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有点怕她。我很佩服蒋老师，觉得她爱憎分明，又有心胸；不会冤枉人，也不会穷追不舍。
寒假里，县里组织各个学校的音乐老师集训两个星期。集训班设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老师们自带行李，住在那个学校的大礼堂。礼堂的地上铺了稻草作通铺。集训班由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当指导，主要的课程是发声法。参加集训的音乐老师中，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最小的就是我了。每天我们跟着南艺的老师和学生练习发声，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唱歌时吸气要“吸到腰里”。不过老师说我的嗓子“漏气”，是没指望成为歌唱家的。幸好我也没有这个志向。
集训班结业时有一场汇报演出。我唱了《黄河怨》，自己觉得很投入，别人也说挺好。演出结束以后，和我隔一个铺的乔老师却对我说，我唱完了马上就露出笑脸，那以前的悲愤的表情就不像真情而像做作了。她的话说得我脸上发烧，但是心里很诚服。乔老师是个老教师，她是真心为我好才这么率直地指教我的。我开始懂得表演不光是表演，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乔老师当时工作的学校就是我的右派父亲当勤杂工接受“改造”的学校。她从集训班回去以后，对我父亲谈起我，全然不知我是他的女儿。我父亲知道我在江心中学代课，猜到乔老师说的是我，一遍又一遍地向她打听我的情况。我是他唯一的孩子，那时已经有六、七年没有见面了。关于我的消息，哪怕是一点一滴，也是对他的慰籍。
春天来的时候，田野上绿油油的一片，桃花红，梨花白，蛙声鸟鸣，充满了生机。王老师说她在江西的时候，知青们常常到水田里去捉青蛙（又叫田鸡），拿来做成美味。我听了很好奇，就要同她一起去捉。晚上，我们带上手电筒，到操场边上的树丛里，顺着蛙声找青蛙。找到以后，就用手电筒照住它。青蛙一见光，就一动也不动地让王老师捉住，放到一只口袋里。捉了四、五只，拿到蒋老师的房间里去剥皮。王老师动作利索，连刀都不用，就把青蛙的皮给去了，放到一只大茶缸里。可是去了皮的青蛙还在跳，把茶缸盖子都顶翻了。王老师解释说，青蛙的中枢神经并没死，所以还能跳。这下无论炒田鸡的味道有多好，我也没有胃口吃了。
有一阵子，言老师的情绪很不好，整天板着脸，动不动就跟学生发火。有人说是他的父母催着他办婚事，他不愿意，女方也不高兴，闹僵了。当然这都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正好那时我们在读杰克.伦敦写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书里的主人公马丁.伊登出生贫苦，靠自己的奋斗和才能成了作家，出了名，交了富家小姐，走进了上流社会。但是他发现他既看不惯上流社会的虚伪，也不能容忍下层社会的愚昧，对人生极度失望，终于投海自杀。 读完这本书，我们都很感慨。特别是言老师，大概觉得他的身世和主人公有相似之处，长吁短叹了好几天。
感慨归感慨，年轻的我们很“阳光”，心里存不住忧郁。天气暖和了，春水荡漾，每次看到清清的河水我就想游泳。但是江心洲的民俗很封建，女人是不能游泳的。我和蒋老师、王老师商量，三个人决定等天黑了，到附近的一条小河去游泳，不会被人看见。
晚上，我们穿好游泳衣，又套上外衣，悄悄地来到小河边。农村人早睡早起，周围的农舍里已经熄了灯。我们把外衣、鞋子脱下来藏在树丛里，踩着淘米洗衣的石板下了河。河水清凉，月光洒在河面上，给我们照着亮。我们边游泳边说笑，没想到惊动了一个摸黑来挑水的人。他对着河心大声地吆喝：“什么人？”我们赶紧停下不动。他听不到回答，就在岸上来回地走。我很紧张，生怕他找到我们的衣服拿走，那我们怎么回去呢？他走了一会，没找到什么，挑着水桶回去了，我这才出了口长气，接着游泳。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有点冒险的游戏，唯一的缺点，是河床太浅，河底的淤泥太厚，游得不过瘾。
第二天午饭，大家照例在食堂聊天。蔡校长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游泳的事，郑重其事地叫我们不要晚上游泳，说不安全，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蒋老师笑他胆小，说不会出事的，让他放心。他说不行，“你们要是再去游，我就带着长竹竿跟你们一起去，万一出事可以救你们。”说得大家都笑了。他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白天去大河里游泳，王老师说不想让当地人说闲话。这次轮到蔡校长说我们胆小了。“这有什么，你们女老师带个头，移风易俗嘛！”
有蔡校长撑腰，星期天我们就去了大河。这次于老师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大河有一百米宽，多深就不知道了。其实我的水性不怎么样。这以前，只在游泳池里游过。游泳池通常都是人挤人，跟下饺子似的，刚游几米就得停下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米。在大河里就不一样了，离岸几步就踩不到底，只能一直游下去。王老师游得好，又有耐心教我，不久我就能游到对岸，再后来也能连游带泡地在河里待上两三个小时了。
四个女老师下河游泳，引得两岸的大人孩子出来观看，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的学生。有一群男孩子对我们喊着：“不要脸！不要脸！”惹得我们大笑。第二次我们再去游泳时，有几个女生推推搡搡地走近河边，其中一个被推到前面，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们能不能教她们游泳，问完就跑了。不过渐渐地，人们对我们习以为常，没有人再喊“不要脸”了。
夏天麦收过后，公社放电影，就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放映队拉起了银幕，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电影。是什么电影已经忘了，只记得那热闹的场景，嘈杂的人声，和散场后无数的手电筒。
学期快结束时，收到母亲的信，说我的分配通知来了，让我准备回镇江报到。十个月来，我和这里的老师、学生们建立了友谊，一说要走，心里很留恋。何况大考还没到，我的工作还没完。和蔡校长说了，他让我放心地走，他和别的老师会把我手上的事接过去。我把大考的试卷准备好，能做的都做掉，又和老师们一一告别。他们都让我有空常回去看看。
离开江心洲的那天，登上渡船，看着越来越远的堤岸，我觉得自己的心有一块留在了那片绿洲上，也忽然发现自己长大了。
进了工厂，一直都很忙。直到上大学之前，才抽空去了一趟江心洲。
码头、镇子、学校都没有变，但是人变了。知青老师们都回了城，学校添了新老师。蔡校长看上去老了许多。他老伴在家乡生病多年，他也在要求调回家乡工作。他告诉我，江心洲的女孩子们，如今也下河游泳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江心洲和我青涩的年华交织在一起，深藏在我的记忆中。近年来，听说江心开发得不错，交通比以前方便得多，岛上有很多“农家乐”，让城里人去休闲。从网上的照片，已经看不出一丁点我所熟悉的江心。
江心洲，你变成什么样了呢？当年中学的老师学生们，你们过得好吗？
该回去看一看了…
写于2009年2月
St. Louis 地处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的河口，夏天的湿热，比得上中国的南京。每年五月底一到，学校就开始放暑假了。
1986 年的暑假里，我先生在多米诺皮萨店打工送皮萨，挣他下一年的学费。而我没修课，除了给导师干活，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去给一个台湾来的生化系教授写一些简单的计算机程序，算是打零工。教授的实验室在密苏里州政府办的精神病院里。精神病院有几栋大楼，周围是一片非常大的草地，圈着院墙。教授的实验室就在其中一座大楼的四楼上。我每次去上班，必须穿过满是精神病人的走廊。 这些病人当然不是暴力型，但是他们离正常人还差得很远。每人各有自己的相貌，神情和动作，处处显示出他们的病症。我每次从他们中间走过，都不由自主地神经紧张， 恨不得一步跨进电梯。可是电梯也是和病人们合用的，有时我一个人与病人“同梯”，紧张得屏住呼吸，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意外”也是有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对病人象动物一样在草地上做爱，“惨不忍睹”。那会儿搞不懂为什么会给精神病人这么多的自由。
除了“干活”和“打零工”，暑假也是看“杂书”的好时候。华大有一个东亚图书馆，收藏着许多那会儿在国内看不到的书。男生们大多热衷于武侠小说， 从古典的到现代的， 看得极其上瘾， 有连看几天不睡觉的。看到他们那么上瘾，我就不敢开头，因为从小就缺乏看小说不上瘾的自制力。吸引我的，是东亚图书馆的一堆张爱玲，沈从文，梁实秋。我对沈从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灵魂都被他洗了一遍。去年到湖南的张家界旅游，满怀憧憬地去了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城，才发现还是不去为好，可以一直想象着那纯朴美丽的边城。
暑假，还可以和朋友们去钓鱼。去超市花不到十美元买一套鱼竿，鱼钩，五美元买一张州政府的许可证，再花两美元买一小口袋活的鱼饵，就可以去钓鱼了。有一对朋友，先生很会钓鱼，太太很会做菜，是最好的搭档。大家开车几十里到朋友知道有鱼的地方，男生们耐心垂钓，女生们架起锅灶。钓上来的鱼，就着清清的河水剖了洗了，又用清清的河水做成汤。撒一点盐巴，放一点葱姜，就已经鲜美无比。那香味，今天想起来还在口舌生津。
1986 年的暑假，我们都是穷学生。然而生活给人的乐趣，是不与金钱成正比的。
2008年5月6日
认识芳友太太，是在1986年春天。那会儿我的房东被儿子接到夏威夷去，我急着另找安身之处，恰巧在华大学生服务处的墙上看到芳友太太的儿子贴的广告：诚招女生入住，照顾老人吃药，房租减半，有意者请约见。下面写了一排电话号码。我撕了一条号码，回去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芳友太太本人。我说我有意做她的房客，她问我怎么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说是他的儿子在华大贴了广告，她问“是我儿子贴的吗？”然后记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约好过两天我去她家面谈。
二十分钟以后，有电话找我。我一听，是芳友太太的声音。她问我是谁，为什么她的记事本上会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听得云里雾里，又自我介绍了一遍，说好后天见。
到“后天”见面之前，芳友太太已经给我打了五，六次电话，每次都是从“Who are you ?”开始，到“See you soon”结束。我觉得这位芳友太太一定是有严重的健忘症，心里犹豫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住在她家。不过既然约了，还是去见一下吧。
芳友太太的家在一条幽静的街道上，街道的两旁是遮荫的大树。她的屋前铺着石阶， 蜿蜒而下。房子是老式的两层楼，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拾级而上，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矮小的老太太，穿着裙子，背有点驼，满头银发，满脸慈祥的笑容。她把我让进屋，在厨房坐下，然后拿出一个蓝皮的旧本子，戴上老花眼镜，一页一页地翻着。 我帮她找到有我名字的那一页，才发现前前后后有好几页都记着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想必是每打一次电话都记了一次吧。老人仔细地问了我的情况，又告诉我她有一个女儿，住在首府华盛顿。她温柔地看着我说：“你知道你的母亲会多么想念你吗？”老人家一定是非常想念她远嫁的女儿吧。
见过芳友太太，又和她的儿子乔治通了电话。乔治告诉我他母亲得了早期老年痴呆症，但是坚持不肯去住老人院。他希望我能住过去，每天早上把老人一天的药拿好，提醒她吃药。我心里想着芳友太太慈祥的笑容，一口答应下来。
搬进去的第二天清晨，我起床打开卧室的门，却见芳友太太站在我的门外。她满脸疑惑地问我：“你是谁？怎么会住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原来老太太半夜醒来，记不起我是谁，想打电话问儿子，又怕太晚了惊师动众，一直等到天亮听到我的动静，才来问我。她老人家半宿无眠。 我赶紧重复一下我的来历，她才安心。
这样连续几天以后，她终于记住了我是她的房客。可是又有了新问题。晚饭后，我照例去学校用功， 临走时告诉芳友太太不用给我等门。可是当我深夜回到住所时，发现老太太还在等着我。她一见到我，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说：“感谢上帝，你没出事 ！ 我正要给乔治打电话报警呢。”我这才想到老人家记不住我说的话，心里又抱歉又感动。 以后，晚上出门，我总记着给她打电话，提醒她不要等我，自己先睡。过了一个多月，芳友太太才慢慢习惯了。
困难的是安排芳友太太吃药。刚开始，我按照乔治的吩咐，把老太太早晨和中午该吃的药拿好，看着她吃了早晨那份，关照她中午再吃剩下的一份。结果有一天下午回家，看到药瓶放了一桌，芳友太太正在“配药”呢。我拿不准她一共已经吃了几次，很担心她药物过量，所幸那次没出事。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和乔治商量，决定把药瓶藏在老太太够不着的柜子里。这下芳友太太着急了，坚持说她自己知道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一定要我告诉她药瓶在哪里。我只好哄她， 说我也不知道药在哪里，只有她的儿子知道。每天等老太太睡了，我替她配好第二天的药，这样她一直以为是乔治在做，也就不再争了。老太太很信任儿子，乔治说的准没错。
乔治是个高高大大的中年人，古铜色的皮肤，长得很帅，但是脸上总带着一点忧郁的神情。芳友太太说他几年以前离了婚，至今独身一人。他自己开着公司，很忙，可是他每天都会来看望芳友太太，有时一天两次。每次来了，陪他母亲说说话，房前屋后地看一看，有时还顺手收拾收拾院子。老太太日常用的必需品，也是儿子给她捎来。芳友太太一见到儿子，脸上的皱纹就都舒展开来，柔和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可是乔治离开不一会儿，老太太就忘了儿子刚来过，念叨着儿子一定是太忙了，不能来看她了。这么说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舍不得儿子太忙。
芳友太太记不住眼前刚刚发生的事，却能回忆起很多年以前的事。她原来是加拿大人，已经过世的丈夫是芬兰人。芳友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歌唱演员，嫁了芳友先生以后就离开了舞台，搬到美国居住。老太太高兴的时候，还会哼一哼从前唱过的歌。她也很有幽默感，陈年旧事被她讲得很生动。 最让她怀念的是儿子和女儿的孩提时代。听上去，姐弟俩人都是乖孩子，不过姐姐似乎更有主意，直到长大了弟弟也还是很尊重姐姐的意见。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外交官，离家很多年了。每次讲到这儿，芳友太太总是看着我说：“你知道你的母亲会多么想念你吗？”
快入冬的时候，芳友太太的女儿从华盛顿DC 赶来，原因是芳友太太摔了一跤。老太太很自爱，平时的穿着很传统。医生曾经建议她在家穿运动鞋，走路稳当些， 可是她觉得那不像样，仍然守着多年的习惯穿裙装和皮鞋。那天傍晚我回家，一开门看到老太太蜷缩着身子躺在楼梯下的地板上，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她是从楼梯上摔下来，自己爬不起， 也不知道已经挣扎了多久。我赶紧给乔治打电话叫救护车。老太太被送到医院拍了片子，幸好只是小腿骨折，住了几天医院。出院回家，她明显地瘦了，腿上绑着石膏，人也恍恍惚惚，记忆力更不如从前。乔治让姐姐回来拿主意，也许不得不送母亲进老人院了。
芳友太太看到女儿，又恢复了从前的快乐，对女儿有着说不完的话。她女儿每天出去勘查老人院，要给母亲找一个能让她放心的地方。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她和乔治终于选中了一家，第二天就要送芳友太太去了。那天晚上，她告诉我这个决定，感谢我过去几个月来照顾她的母亲。我知道芳友太太是很怕去老人院的，不过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能独立生活了。她的女儿也很伤心，我们一块儿感叹着现代医学对于老年痴呆症的无奈。她说她母亲从前是个非常机智，幽默的人，看到母亲现在这样，真是于心不忍。我祝福他们好运，愿她母亲能在老人院里颐养天年。
接下来的几天，一家人忙着清理房子卖家具，我也另找了住所。搬家以前，我向乔治要了老人院的地址，买了一束花，去看望芳友太太。
找到芳友太太的房间时，老人家正坐在轮椅上, 目光呆滞。她已经完全不认识我， 我说的话她似乎也没有听进去。 坐了一会儿，护工来带她到餐厅吃午饭。我看着护工例行公事地推着轮椅，脸上没有笑容，眼里没有温暖，忍不住一阵心酸。
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开始真正领会芳友太太常对我说的话：“你知道你的母亲会多么想念你吗？”这句话，连同她那慈祥的笑容，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
2008 年5月3日
我刚到华大， 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公寓里。室友是两个美国姑娘，一个来自纽约，在医学院；另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乡村， 在化学系。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很快适应了留学的生活。唯一的问题是房租太贵。
一个学期过后，学长老郑介绍我去艾肯家换工寄宿。华大周围住着许多中产阶层的家庭。有些人家乐意让学生寄宿，为他们做些家务，以减免房租。艾肯家想收一个女学生，工作是每天洗碗、喂猫、喂狗、遛狗，另外每星期五晚上在家陪伴他们十三岁的女儿， 照顾她吃晚饭。我想，这些事都不难做，也不占用太多的学习时间；除了节省开支，还可以练习英语，了解美国人的生活， 所以二话没说就去见艾肯夫妇。
出了校园的大门向北，穿过音乐系， 就到了住宅区。这一带的房子比较大，式样也比较古典，和华大的校舍风格相近。不出半里路，就到了艾肯家。艾肯先生名叫汤姆, 六十岁左右，人长得高大，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他的太太伊娃， 大约五十多岁，金发蓝眼， 打扮随意，说话亲切。他们问了我的情况，解释了我该做的事，又带我看了房间，双方都很满意。不久我就搬进了艾肯家。
汤姆在公司做了多年的工程师。他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有两层楼。 楼下是门厅、起坐间、客厅、餐厅和厨房，楼上是卧室。 我住在厨房的楼上，有自己的书房、卫生间和楼梯。 走道用一扇门和房东的卧室隔开，互不干扰。 据说从前这里是佣人住的地方。院子很大，草坪四周长着高高的树和密密的灌木，还有一片玫瑰园。伊娃 整天忙忙碌碌，进进出出：采购，去医院当义务护理，整理花园，做饭，会朋友。他们的女儿露丝，笑起来有一对深深的酒窝，天真可爱。汤姆很幽默，常常逗得太太和女儿大笑。伊娃则是天生的开朗乐观，从不见她有发愁生气的时候。加上一只狗、三只猫，这是一个挺美满的美国家庭了。
每天清晨，各人自己吃了简单的早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上街的上街。傍晚，一家人总是在正式的餐厅吃晚饭。伊娃是很好的厨师，很快就改造了我的中国胃。大家边吃边聊着白天公司里学校里家里的事，说着笑话。晚饭后，我洗了碗，再回到学校用功到深夜。
每星期五晚上，汤姆和伊娃照例出门会朋友吃饭，留下露丝由我陪伴。我会请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做一顿中国餐过瘾，也给露丝煮她喜欢的方便面。我们折腾出一桌菜，露丝一定要仔细问了每样菜里有什么，才肯尝试。（后来我有了孩子，发现他们也是一样，连妈妈做的饭菜也要一一问清里面有什么。难怪美国所有的食品都得标明“处方”了）。
住了一阵子，我才知道艾肯夫妇是第二次结婚。汤姆的第一次婚姻给了他四个孩子，而伊娃的第一次婚姻有五个孩子，只有露丝是他们俩的。这个组合家庭，连伊娃也记不住孩子们的大小顺序。已成年的孩子们大多在外地，难得回家团聚。
又住了好一阵子，才知道汤姆和伊娃是和另外一对夫妇“换婚”的。就是说，汤姆原先的妻子和伊娃以前的丈夫结了婚。四个人以前就是朋友，“换婚”以后也还是朋友，常常来往。这两对，好像调换以后都很配，都快乐。看在我的眼里，觉得美国人的“开放”也不都是毫无道理。
露丝是家里的幺女，但是脾气并不娇惯。父母亲对她总是以鼓励为主。有一次，伊娃对女儿说：“我真为你骄傲！”。我一问，原来是露丝这学期算术成绩得了C+， 比上学期的D 有进步。问题是，拿了C+也值得骄傲吗？后来我才理解，美国孩子的自信心与独立性与这种正面鼓励是分不开的。 多数时候这种自信心使他们敢说敢作，当然也有盲目自信的可能。直到我有了孩子，才发现要做这样的父母并不容易：首先得去除自己的虚荣心，才能以平常心去对待孩子们的缺点。露丝后来上大学学了美术，毕业后在一家美术馆工作。
艾肯一家都很好客，常常开派队。除去感恩节和圣诞节是家庭聚会外，一年中最大的派队是一、二月间的橄榄球冠军赛。这一天，家里会有上百个客人，从午饭以后开始持续到深夜。楼下放着几台电视，男士们喝啤酒，看比赛，说笑话；女士们不爱看球，就在一起聊天，准备点心和晚餐。橄榄球是美国对抗性最强的体育项目，几乎每年的冠军赛都有球员受重伤。但美国人对橄榄球的热情使得这一天象国定假日一样地被期待着。美国历届的总统们，也在这一天“与民同乐”，比赛一结束立刻祝贺得胜的一方。接下来的几天，球赛中精彩的镜头在各电视台一放再放，一评再评。我对橄榄球至今没有培养出兴趣，因为球传得太快，又总藏着掖着，根本看不出在谁的手上，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艾肯夫妇信基督教，但不属于十分虔诚的教徒。比如说，他们并不每星期天上教堂，吃饭前也不祷告。他们说自己是共和党，但是他们对两党的政治也不是十分热衷。我猜想，汤姆 赞成共和党很可能是“子承父业”；而伊娃 赞成共和党则是“夫唱妇随”。有一次当地的共和党助选，借艾肯家的地方开会。汤姆和伊娃忙里忙外很开心，但我觉得那是他们喜欢热闹的缘故。
我在艾肯家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伊娃总说我是他们的“中国女儿”，对我关怀备至。我从他们的生活里看到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人情、人性上的相近，尽管我们的文化与历史相去甚远。
1985年，汤姆工作的公司被人买下，他也就此退休。老两口准备卖了房子，搬到东部的海边去。伊娃对我放心不下，托朋友们帮我找到另一家寄宿才算安心。每年圣诞节，我必定会收到他们寄来的信、贺卡、和一盒精致的点心；告诉我一家人的消息，间或有一张露丝的照片。这样几年以后，得到伊娃肺癌去世的消息；又过了一年，得到汤姆再婚的消息，这次的太太是伊娃从前的好友。但是五年以前， 信、贺卡和点心都中止了，我寄去的信和物品也都被退了回来，盖着“查无此人”的戳子。
如果汤姆还在世，应该有九十岁了。也许他住在老人院，也许他已失去了记忆。但是他和伊娃的幽默、机智、慷慨和乐观，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伴随着我的人生旅途。
2008年4月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