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风铃)
17世纪“思维革命”是革什么的命?
既然“革命”意味着反叛,意味着离经叛道;那么当时被反的是什么“经”、什么“道”呢?是从16世纪继承下来的思想体系,叫做“亚里士多德式经院哲学”。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希腊的“博学家”,比中国的孔夫子小一百多岁。他师承柏拉图,著作涵盖了物理、哲学、诗歌、戏剧、音乐、逻辑、辩论、语言、政治、道德、生物、动物学等等,可说是古希腊智慧的代表人物了。当然那时候的“物理”还很初级,和现在的物理科学不是一回事。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作为思想的典范来研究和诠释,影响深远。但是亚氏时代还没有基督教,他的世界观和十二世纪的基督教的神学,原本是不相干的。比如亚氏学说非常注重理性、注重逻辑推理,而基督教的教义中有很多是不能用常规的逻辑去解释的。——
风铃)
“经院哲学”,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语言和概念与基督教的神学教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两个系统原本不搭界,但是在13世纪末,被既是神学家又是哲学家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捏到了一起。他用亚氏的“自然哲学”来解释基督教的神秘和“真理”,创立了经院哲学。经过几百年的整合、推广,到1600年的时候,经院哲学已经成了欧洲正统的、权威的思想体系,占据了教育界和思想界;神学、哲学和科学,都混合在这个大框架里了。
假如你在1600年去欧洲读书,多半的学校会在学生手册中警告你:必须遵从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只许信奉经院哲学的理论,不许离经叛道。那时的学校是教会办的,也只传授经院哲学。学生要学习经院哲学的“辩论法”;这辩论法注重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权威性,然后是理性,再次是经验。
“权威性”,是说这世上有个绝对权威,他定下来的事,没有争议的余地。在1600年的欧洲,绝对的权威就是基督教的《圣经》,而且是被教会认可为“正确诠释”的《圣经》。(《圣经》文字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所以就有“正确的诠释”,把那些矛盾的地方说圆。——风铃)次于《圣经》权威的,还有“自然权威”。那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古人的学说,包括欧基米德的几何学和托勒密(Ptolomy)的天文学(“地心说”)。这些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可以挑战。
辩论法的第二个重点是理性。这是从古希腊文明开始的传统。西方学者们认为:我们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我们有能力自律、推理,不应该自相矛盾。而推理的方法有两大类:归纳法和演绎法。
· 归纳是从大量的观察中总结出某些结论,然后将那结论推广到更多的事物。比如:毕达哥拉斯发现很多直角三角形的三边之间有某种关系,他从中总结出“勾股定理”,经过验证,对所有的三角形都适用。
· 演绎是从一组已经被认为是正确的说法开始,推断出其它的结论;只要那推断的过程严守某些规则,最后的推论就也是正确的。比如人们已知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从中就可以推出其它相关的公式,当然推断的过程必须严谨、合乎逻辑。事实上,几何学堪称完美的演绎的例子。(再比如:假如承认“上帝是存在的而且是完美的”,“完美就不会犯错”,那就能推断出“上帝不会犯错”的结论。这在当时也属于理性的演绎。——
风铃)
在1600年的欧洲,经院哲学的“辩论”大多用演绎法,从权威思想出发,作各种推论。大家比的是谁的文采棒,谁的口才好,谁更“雄辩”;完全失去了思想创新的功能。
辩论法的第三个重点是“经验”或“体验”。但是到了1600年,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验,而成了上面所说的以演绎为主的、对权威思想的例证了。唯一多出来的要求是:这个例证必须是实际发生的。(这听上去有点像“讲用会”,把真理应用在某个实例上,成功地证明那真理。——风铃)即使在今天的科学课堂里,也有很多教授不再引导学生们自己通过实验总结归纳验证某个规律,而只是让学生做一个结论已知的实验,体会一下某个理论而已。
经院哲学在当时是很成功的,它把看似纷乱无序的世界解释成有序的,有规则可循的世界,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可。经院哲学世界观的中心是它的“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有四个成因:物质、形式、动力、和目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座大理石雕像,雕的是罗马的亚历山大大帝。这雕像是怎么来的呢?它的“物质因”是大理石;没那个大理石就不会有这雕像。这大理石原本可以做成无数别的东西,但它被雕刻成人像,这是它的“形式因”。大理石变成雕像,要经过人工的雕琢,那人工是“动力因”。为什么要雕这塑像呢?一定有个终极目的;在经院哲学中,那个目的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和基督教教义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经院哲学根据“物质因”和“形式因”把万物分了等级:永恒的是完美的,高级的。比如上帝是最完美的、全能的,至高无上。上帝之下是天使,因为它们有永恒的存在,但是不够智慧、全能。易变的是不完美的,比如人。再下等的是动物植物,最后是石头之类,它们连灵魂都没有。万物的存在都有个目地,当时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就叫“目的学”,研究每件事物的终极目的。
因为有这样的等级之分,知识分子被教育要“向上看”:崇拜、研究上帝的意旨,死后才能实现灵魂升天,接近上帝,获得永恒。这是他们的“修身”。至于研究怎么种庄稼、怎么养牲口,都是“向下看”,被经院哲学所不齿。自然科学中,只有天文是仰望星空的、崇高的,所以那时对天文学很重视,其它的都没有地位。后来科学的发展,也从天文学率先突破。
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思想体系曾经有过激烈的论战,结果就是经院哲学的胜出。到了1600年,欧洲从中学到大学,都被经院哲学占据了。
第一个向强大的经院哲学全面挑战的,是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培根不但对经院哲学的基础作了有力的辩驳,而且创立了新的学说。其中最深刻的,是推翻了“对公认权威不可质疑”的戒律。他的理论,最终把神学和“自然哲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开,让科学不再受宗教的禁锢。
培根对于整个西方历史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下一集将介绍他的思想。
(本文图片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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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详见: 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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