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打开电脑，一眼看到画家张老师寄来的邮件。张老师是我父亲的“忘年交”，我每次回家都会见到他；加上父亲常常把“小张”挂在嘴上，不知不觉地，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自从去年拿到张老师的电邮地址，我们又开始通信，聊天，交换感想，谈他新买的车…
可是今天的邮件不寻常，像是装在沉甸甸的信封里：
“最近整理书橱和资料，翻到一些宝堰中学时期的小油画写生，勾起很多回忆。有几张跟你爸爸有关系，发给你看看。
“一张有太阳的，画的是你爸爸住的房子，旁边是通往后亭村的门。我常在这里听他长谈，思想被他激发，视野被他打开。画这张画时是早晨，阳光破雾而出，让我激动不已。当时，多希望历史的阳光早日照进这小屋呵。一张雪景，画的是小屋旁边的门，门外阳光耀眼，门内仍是沉重的阴影，我想表现这种对比。还有一张画的是宝堰老街晓市，我们常走过这里，有时一起去洗澡，有时他带我去结识新朋友。这些画技法上虽不足道，但于我却十分珍贵。”
几幅油画，被张老师拍成照片，随信寄来。我看着照片，心里充满了感动。
宝堰中学，是父亲当了右派劳改以后，被“监督改造”的地方。他在那里做了二十年的勤杂工，看门扫地，挨斗挨骂，寒暑伤病，孤独寂寞。二十年，父亲从黑发到白发，牙齿被打没了，本来就不健壮的身体更加病弱。二十年，国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一左一右的折腾，对父亲来说，阳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
张老师那时候是下放知青，上了师范去当老师，却同情我父亲这个“极右分子”，和他交成了好朋友。父亲是个很健谈的人，可以想象这个年轻人的友谊给了他多少快乐和做人的尊严。父亲在宝堰有不少朋友；见不到阳光的日子，幸好有朋友们给他温暖；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幸好有朋友们陪伴他等待。 “相濡以沫”，是他和朋友们互相扶持的真实写照。
父亲的朋友们，因为爱屋及乌，也喜欢和我交谈。去年回家，他的一个老朋友对我说，“那年你爸去看你，被你报告给组织，我们都说你怎么对爸爸那么狠。”这让我愕然。想起来他说的是我上初一时的一件事。那天父亲路过镇江，去外婆家看我。我一见到他，文革初期作为“黑五类子女”所受的一肚子委屈都涌了出来。我从很小的年纪就被教育爸爸是“坏人”，要和爸爸“划清界限”；那会儿十几岁，更是觉得自己有权拒绝和他来往。我一边不争气地的流着眼泪，一边叫父亲回去，“我不要你来看！”结果是外婆把我支到学校去，她和爸爸聊了一会。到了学校，我找到“连长”老师，问他我该怎么办？怎么样才算划清界限？“连长”说， “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正确了，就划清了界限。路线不正确，就是不见面也划不清界限。”— 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当年的我，单纯、固执、理想化，绝对不会怀疑党的“一贯正确”；这种“信仰”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被打得粉碎。圣经里耶稣说，“天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也希望自己会得到原谅，因为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尤其是对我的父亲。
父亲在宝堰的小屋，我从来没去过。我只知道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打伤，扔回小屋，连门都被卸掉，以便监督。他在那没有门的小屋里病了许多天，九死一生，幸亏一个好心的老中医救了他。我无从想象当年他的处境，他的痛苦，和那与他共患难的小屋。而张老师的画，填补了我想象的空白，让那痛苦变得生动而鲜活。这几张画，成了父亲的见证，也成了连接我和父亲的心桥。
在父亲和张老师长谈的年月，我也常听自己所崇拜的老师长谈，“思想被他激发，视野被他打开”。父亲不能给我的教诲，给了张老师；我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从我的老师那里得到。我是幸运的，张老师是幸运的，父亲也是幸运的。
感谢张老师：我这个女儿没能给父亲的，你替我弥补了。
201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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