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枪,还是不禁?




(本图来自互联网)

   我在公司干了二十大几年,多半在同一座楼。这楼很大,除了公共区域的会议室、实验室、咖啡站,都被隔成一格格的cubicle,每间有俩编号:一个代表横向的位置,另一个代表纵向的位置,好像庞大的坐标系。这楼里有几千人办公,在中国也许不算啥,在美国公司里算是不多见的了。我这路盲,刚来时动不动就迷路;每次要开个会、找个人,都得按坐标横过来竖过去来来回回地搜索,才能摸到门。 
   大约十年前,公司把这座楼扩建了,横着又加了一大块八层新楼。新老衔接的地方是大门和接待厅。大厅两层楼高,玻璃门窗对着外面的水池和绿地。外来访客一律要到接待厅里登记:姓甚名谁,要找何人,有何公干,带手机、电脑的要把那上面的摄像头贴掉,禁止访客秘密拍照凡此种种,对来访的人和被访的人来说都不免繁琐,但是为了人身和信息的安全,大家也都忍了。据说公司有史以来,从没在这里出过什么事故,直到昨天—— 
   昨天这里上午九点多,在中国是年初三的晚上。先是公司从手机上发来的通知,然后是电邮、电话,都是一样的内容,说访客厅发生的“事件”,已经由本地警察局接手调查;访客厅暂时关闭,有新情况再通知。从我的办公室走到访客厅要几分钟,我和同事们一点儿动静也没听到,会有啥事件 
   过了约莫十分钟,网上有新闻出来了:在某公司技术中心某大楼的访客厅里,有一位女访客和一位女雇员发生口角,访客刺伤了雇员,已在押;雇员被送进医院抢救,伤势危急。两个女人看上去认识,但都不说为什么冲突,警方正在调查。
   到了下午,有了更多的细节:32岁的黑人女性到访客厅,点名要见52岁的黑人女性。两人在访客厅发生争执,移到大厅外面继续吵。吵着吵着,32岁的拿出切牛排的刀,对52岁的脖子、肚子、后背猛戳,52岁的倒在地上呼救。幸好被一个专门替访客停车的驾驶员看到了,把自己随身带的枪掏出来,对着32岁的,“不许动!几分钟以后,警察赶到,把她抓走。 
   今早又说,那32岁的原来是52岁的女儿,她是来杀她妈的。又说32岁的有精神病,原先吃药控制,三个星期前医生说她病情好转了,给她停了药。那医生准定连肠子都悔青了! 
   这母女俩有啥深仇大恨,谁都不知道;各家媒体报道得最多的消息,倒是那随身佩枪的驾驶员被他的老板解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有规定,整个技术中心谁也不许带枪。他虽然有带枪执照,是合法的,却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他不是我们公司的雇员,是一个外包公司的;他的老板炒了他的鱿鱼,媒体说他是个英雄,救了那个52岁的命,不该解雇。 
   凭良心说,我也觉得他是个英雄。在这种时候能挺身而出,可没那么容易。有那个心,不一定有那个胆;有那个胆,不一定有那个本事;换了我,就算有挺身而出的意愿,手脚也不一定能动弹得了,僵在原地是很可能的。这个驾驶员有心有胆又有枪,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不是英雄吗?
   可是,说他是英雄,是不是就同意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可以带枪?要是雇员和访客都可以带枪,而且可以把枪藏得我看不见,我是有安全感呢,还是有不安全感?我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要是我隔壁的同事带枪,我可能不在乎,我知道他是个大好人,不会拿枪打我;但是换个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换个不喜欢我的人,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杀我呢?假如那32岁的不是用牛排刀,而是用枪,那她妈还能活着去医院吗?
   美国公众对于是否禁枪的辩论,第一次对我有了重要的意义。我一直认为应该禁枪,毫无疑问,现在却不那么确信了。
   该不该禁枪?这是个问题。您怎么看?

寻访父亲的足迹



  父亲节。往年这时候,我和爸爸通话是少不了的。虽然“父亲节”不是中国人的发明,爸爸在这一天的的喜悦一点也不亚于美国的父亲们。在电话上他听我问一声“父亲节快乐”,我听他叫一声我的小名;他说说近来读了什么书,听了什么戏;我说说孩子们暑假里做了什么工,长了什么见识;我俩可以聊上好一阵。

  而今,父亲过世已经七个月了。对他的思念,常会在我最没设防的时刻袭来,让我忍不住泪水盈眶。该是打电话的时候了,那一声“父亲节快乐”哽在喉咙里,变成了无声的呼唤。

  今年年初我回国探亲,父亲的忘年交张老师提议去看看父亲被监督改造的宝堰中学。1963年,父亲第二次被迫和母亲离婚后,戴着“极右分子”的帽子在那里度过了十六个寒暑,忍受了非人的待遇。而我小小年纪被洗脑,要和他“划清界限”;别说从来没去看过他,一听人提到“宝堰”我就会闭了耳朵,心里非常不情愿:“我和他没有关系!”

  ——爸爸,我那时多么不懂事!

  尽管父亲从来都是原谅我的,我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债。宝堰是他的受难之地,我要去看一看他走过的路、住过的屋,听他在那里结交的朋友讲讲故事。或许,我能借此对他当年的境遇多一分体验和理解,聊以弥补那十六年间本来应有的父女相知…

  就这样,在一个不算太冷的冬日,我和母亲、大儿子跟着张老师夫妇,去了宝堰镇。


  宝堰地属丹徒县,如今是丹徒区。“丹徒”,意思是穿着红色囚衣的罪犯。据说是秦始皇不喜欢那里的“天子之气”,发配三千囚徒去凿山、破风水,且更名为“丹徒”的。父亲去丹徒之前,已经在苏北劳改农场苦熬了四年。因为他“拒不认罪”,被同样拒不认错的“组织”发配到宝堰中学当工友;直到1979年胡耀邦给右派平反,才在那里摘掉了压迫他二十多年的“帽子”。

  在他病重的日子里,父亲给我讲了许多往事,其中有宝堰中学的某人在文革中如何要将他置于死地,他又如何忍无可忍地自卫。那是他被“改造”时仅有的一次反抗。每次我劝他多想些快乐的事,他就会提起这段,脸上是苦涩的满足。

  但是父亲在宝堰也有患难之交:他们敬佩他,因为他的人格和学识;他们同情他,因为他被剥夺了常人的生活,失去了事业、家庭、和健康,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赤贫;他们给他温暖,成为他漫长的流放中的慰籍和支撑。我不知道,假如没有那些挚友,父亲能不能坚持到平反?

  挚友中的一位是当年宝中的高材生陈,如今在镇上开私人诊所。陈医生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曾经在我爸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用针灸和草药将他治好,是他的救命恩人。陈医生继承了祖传的中医,又学了西医,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自己开了诊所。

  我们见到他时,小小的诊所挤满了看病的人。他将诊所的事安排好,和妻子陪我们去了宝中、宝堰老街,请我们吃了午饭,又去他家里聊天。我爸在世时常说起陈医生。他是一个奇人,能下盲棋;读的书很多,知识很广。和我聊天时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从医学生物学到国际政治博弈。我诧异他身居小镇,怎么能如此博学多闻?而且他的反应极灵敏,说话快得我都来不及消化。他说读书的兴趣和我爸类似,都喜欢文史,难怪他俩成了忘年交,喜欢在一起聊天呢!

  相比之下,张老师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是南京人,插队下放后又学了美术,到宝中教书时和我爸认识。我爸爱说一段张老师的故事:学校因为缺地理老师,派小张老师教地理。小张老师找我爸商量:我是画画的,地理不是我的专业,这怎么教呢?
  我爸笑说:你会画画,会不会画地图?
  张老师说会。
  我爸说:那就行!你肚里只要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的,一张世界的,然后就可以画上地形,江河,山脉,城市,边画边讲,就行啦!
  现如今地图太多了,一上网就能找到。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中学,有一位会画地图的地理老师是多么难得!父亲说小张老师听了他的建议,把课上得生动难忘。

  张老师的地图我没见到,但他画中的宝堰对我来说很珍贵。细心的张老师那天特地用平板电脑装了翻拍的油画,都是他当年在宝中教书时的写生。每到一处,他就找出相应的画,告诉我们这里四十年前是什么样子。

  “这是从前宝中的大门,一条土路,现在是后门了。”

  “这块空地,一下雨就成了水洼,你爸爸每天都要从这儿走过,他就在这间房里做事,排课表、刻讲义。”

  “当年的操场,和现在不能比了。那时候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在这里乘凉。陈医生和人下盲棋,他每走出一着,你爸爸就大声报给围观的棋迷。”

  “你爸平反前住的小屋,那时形势快见亮了,所以我特意画出冬天的太阳。这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

  “从前的教工宿舍,你爸平反以后,学校让他搬到这里,在当时是学校最好的宿舍了。”

  “这座桥很有历史,上面的石板我和你爸走过无数次。每个周末我们都从桥上过,到镇上的澡堂洗澡。桥头旁边是邮局,我们常来寄信。”如今河流已经改道,桥下一片狼藉。

  “老派出所,你爸常来。最后一次是他平反以后来迁户口、转粮油关系。”父亲说这里有过一位同情他的派出所长。

  为了和父亲的友谊,张老师也受到牵连,被学校领导警告。但他不理会,一直是我爸的好朋友。张老师当知青时,在村里跳进水塘救了一个溺水的小男孩,被人称赞,也被后来的丈母娘和妻子相中,成就一段佳话。看上去文弱书生的张老师,却有一副侠义心肠,难怪他对我爸不改初衷,领导警告也不怕。也难怪我爸病中最想见的朋友就是张老师。

平反之日,张老师(右)和严老师(左)去父亲的小屋祝贺。


  宝堰镇如今迁到新址,老街已经破败,基本没人住了。周末的早晨,街上空荡无人。陈医生和张老师领着我们走过那条石板街,“你爸文革时被游街,就是走的这条路。”“这是当年斗争‘黑五类’的会场。”“你爸有次被游街,有个人就从这家店铺里冲出来。一拳打在你爸脸上,他当场就流了血。旁边也有人说不要打不要打。”父亲说过,文革初的两年间,他被游街、斗争了一百多次。想象这寂静无人的空巷里,曾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喧嚣着声嘶力竭的口号,“打倒xxx!”“xxx罪该万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清瘦的父亲,脖子上挂着“右派分子xxx”的牌子,双臂反绑,被人押着,踉踉跄跄地走过这狭窄的老街。一百多次,父亲在这石板路上走了多少步?步步屈辱,步步心上滴血,但是直到晚年,他的脊背都是挺直的,没有什么能让他的人格低头。那得有多么强大的内心!

  父亲平反之后,曾几次回宝堰。一次是宝中校庆,校友们被请去聚会,父亲还在会上发了言。再后来是朋友请他去,吃他喜欢的“狮子头”、“干拌面”,都是宝堰的特产。故地重游如隔世,父亲有过什么样的感慨?或许我永远也没法“感同身受”了…
父亲在宝中校庆会上发言

  在宝堰老街,居然有两个人认出我是我爸的女儿,可见我和父亲长得像极了,基因的传承比我想象的更强大。但除了长相,我多么希望能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传给我的孩子,再传给他们的孩子。



写于2015年父亲节



“从前宝中的大门,一条土路,现在是后门了。”



“这块空地,一下雨就成了水洼,你爸爸每天都要从这里走过,他就在这间房里做事,排课表、刻讲义。”




“从前的操场,和现在不能比了。那时候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在这里乘凉。陈医生和人下盲棋,他每走出一着棋,你爸爸就大声报给围观的棋迷。”


“你爸平反前住的小屋,那时形势快见亮了,所以我特意画出冬天的太阳。这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是从前的教工宿舍,你爸平反以后,学校让他搬到这里,在当时是学校最好的宿舍了。”

“这座桥很有历史,上面的石板我和你爸走过无数次。每个周末我们都从桥上过,到镇上的澡堂洗澡。桥头旁边是邮局,我们常来寄信。”



“老派出所,你爸常来。最后一次是他平反以后来迁户口、转粮油关系。” 父亲说这里有过一位同情他的派出所长。

“你爸爸文革时被游街,就是走的这条路。”



“这是当年斗争‘黑五类’的会场。”

 “你爸有次游街到这儿,有个人就从这家店铺里冲出来。一拳打在你爸脸上,他当场流血。”

这两位宝中的毕业生,居然在街上认出我是我爸的女儿。

(感谢张老师提供的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