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风铃

见到表弟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大房间里做手工。几张长桌子上放着纸盒，里面装着简单细小的零件；几十个病人坐在桌旁，从中年到老年不等。看到我和表妹进去，他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好奇地张望着。房间的另一头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姑娘，表妹走过去跟她打了招呼，“我们是来看M的，我是他妹妹，这是我表姐。”姑娘看了我们一眼，点点头，站起来对着靠窗的一桌人说：“M，有人来看你！”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站了起来，他的目光接住了我的。短暂的迟疑之后，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是你啊，多少年没见，都认不得了！”他笑着说，咧开的嘴里缺了几颗牙齿。

和我们上次见面时相比，表弟瘦了些，也显得结实了些。天气冷，他穿着宽大的羽绒衫，手是温热的。他的眼神里没有我上次看到的呆滞，说话也很流畅。寒暄之后，我坐下来边说话边看他们做手工。表妹说这里都是比较轻的病人，有精神病的，也有老年痴呆症的、中风的。简单的手工既让他们锻炼手脑协调，消磨时间，还能挣点零花钱。“做得好一个月能挣几十块钱吧，”表弟说。

上午十点半，劳动结束。表弟和十几个病人排好队，由两位护工一前一后地带回到自己的康复病区。其间上下电梯，穿过长廊，每过一道门都是护工开锁、上锁，清点人数。在走廊上有个病号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护工没等他开口要，就迎上去用打火机给他点上烟，看上去很熟悉他的习惯。“我们每天可以抽八支烟，”表弟说。但病人不能带火柴、打火机，都是护工管理。

康复病区占了一层楼。楼很新，事实上整个“精神健康中心”都是一年前才造好的，设施规范，有病房、活动室和户外健身的院子。表弟几个月前才从一般精神病人中分出来，转到这里。表妹说病区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几名护工管理病人们的日常生活；打扫卫生、开饭、洗衣、代管物品，还替他们买小商品。住院费用和大部分精神类的药是医保付，自家要付伙食费零花钱和其它的自费药。

征得护工的同意，我们去了表弟的病房。四张床铺整理得干干净净；洁白的墙壁和床单被套，配上淡绿色的门窗。除了每人一个床头柜，一张凳子和一个壁橱，房间里别无它物。门旁是一小间厕所，可以看到淋浴、抽水马桶、洗脸盆、镜子。整个病房空荡整洁，很难想象这里住着四个精神病人。“这样就减少了他们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机会吧，”我想到了表弟被打掉的牙齿。

我们在表弟的床沿坐下，把带去的东西一一交给他：半新的皮夹克和皮鞋，是我父亲的遗物；两盒点心干果，还有表妹做的菜和一袋水果。表弟呵呵笑着收下了。

“你还好吗？”我看着表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表妹和我，我们三人小时候都在外婆外公的身边长大，情同手足，有糖分着吃，有活儿一块儿做。他俩的父母当年在遥远的新疆工作，挨着中苏边境，每五年才能回江南探亲几个星期，单程就要坐上四天汽车、三天火车。幼年的表弟表妹对自己的父母印象不深，倒是管我母亲叫“妈妈”。表弟从小憨厚、勤快，是外婆的好帮手。不幸的是，二十岁出头时，他得了精神分裂症，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他发病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大学，详细的情况都是听外婆说的。直接的导火线是两次考大学落榜和恋爱的挫折。表弟在中学时善于书画，也喜欢写作，是很想上大学文科的。但他对数理化一点兴趣也没有，高考总分显然很吃亏。第一次没考取，花了一年恶补，最终还是落榜了，分配到工厂。厂里对他的文才很重用，让他在工会管黑板报。接下来是恋爱的不顺，有一次已经准备结婚，女方还是变了卦。现在想来也不能怪那个女孩——表弟那时常发脾气，其实已经有了精神不正常的症状，只是家里人谁也没往那儿想，都以为他就是没考上大学心情不好。直到有一天，他拿着厨刀上街挥舞，把外婆吓坏了，请了三个小伙子才把刀抢过来，送他进了医院。

当医生说表弟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时候，对外婆是怎样的打击！她在表弟还是三个月的婴儿时把他从新疆接回来，一把屎一把尿地养育成人，却让这疯病毁了，心疼得像被刀剜了一样。外婆不甘心，不肯放弃让表弟过上常人生活的希望。在表弟病情得到控制以后，她曾几次接他出院回家，亲自照顾他。可是表弟一回家就不肯按时吃药，不吃药就又犯病，只好再次住院。外婆苍老了，常常生病，没几年就过世了。我想，外婆最后的愿望一定是治好我表弟的病，让他像常人一样地工作、结婚、生孩子。

外婆走后，从精神病院到精神病疗养院，表弟在围墙里度过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起先是在外地一个偏僻的地方，交通不便。我曾经去看望他，那时他脸上虚胖，说话不着边际，眼神凝滞，我想都是药物的副作用。对于精神分裂症，常用的控制方法我知道，都是让人成为“非人”的。我不敢问他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也不敢想象他的感觉。心里可怜他，却又无能为力。那次见过以后，我每年回国想去探望他，又不忍心，因为见了面总会伤感好久。想到他小时候和常人没什么不一样，怎么突然就得了这个病？他年少时所有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的希望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发育期至青年期最容易得精神病，因为那时大脑系统有一次彻底的“整枝”，切断多余的神经连结；切对了是心智的成熟和自控，切错了就变得“少根筋”，造成精神病。）

去年，我的家乡新建了精神健康中心，表弟也转来这里，看上去已经适应了。

“想想我们小时候多好，是青梅竹马呀。”表弟说。“现在你看我，什么也做不成了。我心里真的很苦，你知道吧？又不能出去，社会上对我们精神病人有歧视。”他皱起眉头，用拳头扪着胸。我安慰他说：“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吧，这医院挺好，别想着出去了，如今在外面谋生也不容易啊。”

我换了个话题：“你现在还画画吗？”表弟说他还在画。“那我看看你的画吧！”

他打开床头柜，拿出了几本笔记，一张张翻给我看。笔记本里大多是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还夹着拼音和数字符号，他的字体很特别，不易辨认；他说是记的时事新闻。每隔几页有一张钢笔素描，线条很简朴，却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视角。那张“雪”，天空涂成黑色，大如斗笠的雪花，向着孤独的小屋压下来。我们江南难得下雪，即便下雪也立马就化了。他什么时候见到这么大的雪？亦或那是他的世界里的雪？那张“自画像”，模糊得没有面目，不知他在隐喻什么，看得我心酸。有几张画的是同样的台阶，“你记得一中的台阶吧？这是我们高二（1）班的教室。”那是表弟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想必在他的记忆中深深珍藏。还有不少是医院的外景：院子，树木，栏杆，路灯，围墙，停车场，远处的马路… 这是他的世界。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了。

“你画得真好。要不要我帮你印成画册？”我想让表弟高兴，也想鼓励他继续画。

“那好啊！”他立刻把画一页页地撕下来交给我，共有几十张。“我印好以后再还给你。”“你记着带回来啊。”

我们分手时，表弟是快乐的。

过了几天，我又和画家朋友张老师一道去看望表弟。张老师说他的画中“不乏灵动的线条透出执着的记忆；黑白疏密，‍热情而理性的安排，铺陈着内心的轨迹，不看介绍谁知作者是精神病人？”张老师给表弟带去了画笔和几本名家画册，鼓励他常画多练习。我也希望作画能给他带来心灵的平静和慰籍，为单调的病房生活增添些许乐趣。

两个月以后，我在美国的家中收到了印好的《围墙里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