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年的卢梭画像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是瑞士裔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现代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就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溯源到卢梭的理论。他的一生丰富多彩，这里介绍的是他与众不同的观点。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不代表我的观点。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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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与众不同表现在多方面：他出身于手工艺者的家庭，靠自学成才；他原是瑞士日内瓦的清教徒，却去了天主教主导的法国；在盛行社交的时代，他自认是个独行侠。卢梭虔诚地信仰自然神教，但他与其他自然神教徒又有很多分歧。在巴黎的沙龙里，他遇到了启蒙学者中的无神论者如狄德罗；他痛恨无神论者对上帝的否定。
卢梭自称，要想懂得他的真理，不但需要对上帝有信仰、有感情，还要有相当的聪慧。卢梭不信任大多数“启蒙哲学家”的动机，说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已。他坚信理性虽然能解放思想，但也能阻碍人们寻求真理和美德；启蒙哲学家们号称的“进步”，也可能成为真理和美德的敌人。
1749年，卢梭37岁时发表了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在欧洲知识界一举成名。他讲的问题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道德是否有益？”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以为是有益的。但卢梭的看法是，无论从历史事实来看，还是从推理分析来看，科学和艺术的进步都使我们背离道德，变糟了而不是变好了。他用历史事例说明：文化的进步总是伴随着道德的腐败。他说文艺复兴以后，礼貌文明的欧洲失去了古老的美德。他坚持说：18世纪的社会狂热掩盖了深刻的腐败，就像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从简单朴素的社会转化为更有文化的社会时所伴随的腐败一样。
对卢梭来说，和欧洲最文明的社会相比，简朴的瑞士乡村和美国的印第安人部落更加优越，具有更多的美德和幸福。那些有教养的古雅典人太自私、太堕落，不肯为了团体而牺牲自己，失去了原有的公民精神；而简单的斯巴达人却保留了公民美德和伦理优势。卢梭说他的分析显示出，文化的进步和道德的腐败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科学和艺术创造了新的、人为的邪恶与骄傲，又满足了那些邪恶与骄傲的需求，助长了人类的虚荣心和奢侈欲，而不是为我们的自然需要服务。自然的人需要食物，文明的人却需要加了精美的调味汁、盛在金盘子里的食物，还要由穿着锦缎的仆人端上来。为了满足这些人为的、非自然的需要，人们投入很多的精力和热情。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也让人类懒惰、无聊，因为人类的需求越来越容易达到了。想一想，在花了很大力气猎到食物时，该多有满足感！相比之下，有人把一大片牛肉送给你的厨子，你自己不必出力，那有什么可以满足自豪的呢？
（科学和艺术确实是双刃剑，可以用来造福与人类，也可以祸害世界。至于道德的败坏，可能另有原因。去年曾有一个研究结果，用世界各地的历史数据说明人类的暴力随着文明的进步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风铃）
卢梭的思想所引起的震动不可低估。从启蒙时期直到今天，关于自然和文明的辩论仍然继续着，这一问题在西方的思辨中具有永久性。他代表的是对于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崇尚，对复杂文化的不赞成；他坚信是人类的文化将我们引向堕落，远离简单的、令人满足的自然；自然和人造之间有一道鸿沟：自然的是上帝给的，而人造的东西把自然扭曲了、异化了。
（无论什么都不能极端；穷奢极欲让人走向反面，呵呵！——风铃）
很多历史学者把卢梭的这些论点看成是独立的政治观点。我认为要想理解卢梭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首先必须了解卢梭对自然神论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他对伏尔泰的诗《里斯本地震》的反驳中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先来看一看18世纪中期热情信仰自然神论的卢梭。
卢梭出生地
卢梭不但对于自然神教的信仰充满了激情，而且他和别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不同，他遇到了无神论者。他要不容置疑地为上帝的存在辩护，为上帝的尽善辩护。他从物体的运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牛顿说了，物质是有惯性的，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会运动，所以运动只能来自某种非物质。但是我们看到，世上的万物不但在运动，而且运动得很有序，很有规则。卢梭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质世界被非物质的意志所掌控，那意志是智慧的、对人类尽善的、全能的。秩序不可能是随机的产物，肯定有个智慧的意志在操纵。因为世界让生命包括人类生存，让我们有幸福可言，那个有智慧的超级意志一定是尽善的。
但世上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如上帝是尽善的，为什么人类会有那么多的苦难？这成了卢梭最根本的问题；他要为自然神论辩护，就得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是人类自己造成了痛苦。上帝让我们成为自然界的王者，那是上帝给人类的特殊礼物。上帝给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选择的自由。没有谁愿意做机器人，我们都知道上帝给的自由是多么美好，但是我们滥用了这个自由，这种滥用把我们引向邪恶。所以这世上的恶，不是上帝造成的，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这是卢梭信仰的核心。
（这个我也赞成，呵呵！——风铃）
卢梭说的是：上帝有永久的爱和神意，而人类却不停地作恶。我们尽管知道有善良，还是要去作恶。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刻上了良知。比如我们去看一出戏，即使我们自己是作弊的人，也能分辨那戏里的人物谁是可敬的，谁是可鄙的；因为我们在内心仍有良知，懂得善和恶、对和错的区别。良知是普适的，看一看各种宗教的教规、不同国家的法律吧，它们赞扬什么、禁止什么，是差不多的。良知把我们引向一种普遍的意志，追求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引向特殊的意志，损害别人的利益以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私自利不足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愿意为了保护邻人、朋友或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社会把我们变得自私自利，把我们作为自然人的美德压制下去，我们必须恢复那些美德，最大程度地重做自然人。
卢梭的自然神论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法国的最富盛名的时候，因为所持的自然神论信仰和对基督教的攻击，他受到惩罚，被禁止去巴黎。他流离失所。他去了清教徒掌权的瑞士，又去了法国北部的小城Neufchatel，在那里他的住所被清教徒的教会组织掷石头。他被崇拜他的人收留，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为自然神的信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卢梭热爱自然。这是他1769年住过的农舍，法国Mont Pilat
卢梭写道：基督教混淆了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敬仰和宗教仪式；上帝才不会在乎那些仪式呢，上帝在乎的是美德和真诚的信仰。相信“神迹”的人把尘世的感情献给上帝，而这种感情根本配不上超级存在的上帝。一个人是信基督教，还是信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取决于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和家庭，完全是偶然的。这样偶然的方法，会是全能全智的上帝想要的吗？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神迹”、“先知预言”、“神恩”，学者们穷其一生也没法用古代和当今的语言来理解和证实，难道上帝会选择这样的方法来让人类认识他吗？
卢梭的结论是：上帝不在乎你的宗教仪式如何，对上帝来说这没有意义。你犯不着冒犯别人，只要在自己心中知道，上帝是通过自然和理性显示神意的，由此探寻真理。对卢梭来说，唯一不能妥协的是宗教宽容；因为以上帝的名义去杀人直接违背了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卢梭的自然神论，一方面反对怀疑主义者如休谟、伏尔泰，另一方面也反对无神论者如狄德罗，其核心是要解释邪恶存在的原因。
卢梭在1755年发表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他的论点。他比较了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和人类对世界的扭曲，试图回答：作为人类痛苦的主要来源，人和人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举例说，原始人是平等相处的，这证明上帝给了我们平等，却被人类的文明丢失了，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不是上帝的作为。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我们是严格的、健康的、有道德的、爱自己也爱别人。在丛林中生活的人，不会对受伤倒地的同伴弃之不顾，只有建立文明以后的人才变得那样无情。（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误解。就连群居的猿类也有等级，“上级”欺负“下级”，呵呵！——风铃）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认为人原本无所谓善恶，善与恶都是社会概念，而个人原是与社会分离的。在过去，我们只是个人，关注自己的利益，富于同情心，能自主。那时我们没有从属关系，就连女人也不属于别人。自然的不平等只存在于身体方面，而且这种不平等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假如一个人比另一个人高，他也许能摘到更高的树上长的苹果梨子，但那时世界上的树林里有的是各种果实，个子矮的人也能摘到。也许有人狩猎比别人的动作快，但那时有足够的猎物、鱼。那时，强迫别人为你抓鱼没啥意思，等你去睡觉时，那人就会离开，或者打了你再离开。自然的不平等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卢梭认为那就是人类生存的最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现代的社会；没有现代社会，生了病怎么办？卢梭说，那些病是因为我们有了文明有了社会才造成的。在自然世界里，也有生命的夭折，但能活下来的就很健壮，而早死的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就比如美国的印第安土著人比欧洲人健康；你若不信，把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巴黎人放到森林里，看看谁能活着出来？
卢梭感到，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大悲剧：过去的某个时候，人类因为有某种短暂的需要，有某种威胁，比如干旱或者其它自然灾害，让人类组织了社会，结果成了永久性的。和分离的、各自为主的个人相比，社会是更强有力、更有胁迫性的人类生存形式，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取代了道德更高尚的原始生存方式。这个进程仍在继续：更先进也更邪恶的社会不断地战胜和取代较不发达、较原始、较简单的社会。社会引入了非自然的生存方式，和上帝造的自然界不是一回事。这些人造的社会弄出了许多非自然的关系：财产、劳动的分工、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强者和有钱人的凌驾于社会之上。
这些任意的权力造成了、维护了社会的不公正，而我们却以为那种不公正是自然的，社会告诉我们那是自然的、合理的。事实上这种不公正是人类的文明造成的，而我们却把它归罪于上帝。我们试图满足自己非自然的需要：不是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而是最好的房子；不是性生活的满足，而是永久占有最有吸引力的伴侣；不是有饱腹的食物，而是最精致的餐具盛着的最精致的美肴——这些完全是人造出来的需求，成了我们的生活，成了我们社会的动力，压制了我们的良知和天性中的同情心，助长了我们的自私自利、互相戒备和疏远。我们背离了人类真正的天性，上帝赋予的天性。
日内瓦的卢梭雕像
卢梭分析了人类的病态；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卢梭看来，有两条路径可以部分地补救。一是教育，二是为政治建立一个新的道德基础。
关于教育，卢梭写了著名的《爱弥儿（Emile）》，主张最大程度地从自然中学习，不让社会剥夺这种权利。卢梭论说：教育始于婴儿时期，我们用襁褓把婴儿裹得紧紧的，那是在教他们奴性和顺从；我们应该让他们学会自由。我们只要有钱就为孩子雇乳母，而不是自己亲手抚养孩子，这么做扼杀了天然的亲子之情。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母亲，通过这自然赋予的行为才能和孩子建立自然的关系。
卢梭主张从经历中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书本知识；让孩子亲手做科学实验，自己从中总结知识，而不是记住公式。卢梭说，只有一本书我会让孩子去读，那就是《鲁宾孙漂流记》。这本书教人如何自主独立地生存，如何从自然中学习。练出强壮的身体和感官，从中培养出自信心。通过有实际需要的观察和推理开发孩子的智力。你想教孩子地理知识吗？带孩子去森林，在他饿的时候让他迷路。孩子很快就能学会青苔长在哪一面、溪水怎么流、太阳在不同时刻的位置。
（卢梭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美国孩子做实验的动手能力很强，就是一例。——风铃）
让孩子从自然后果中学习道德伦理。他对财产不当回事，把窗户打破了吗？让他在寒冷的屋子里睡觉他就知道了。让孩子从自然后果中学习诚实劳动的价值。让他在园丁整好的地里种自己喜欢的菜，让园丁来教训孩子：“你怎么可以在我耕的地里种东西？”然后把孩子种的东西拔出来扔掉。孩子很伤心，然后再和园丁商量：“你来耕地，我来种东西，收获的东西一人一半。”园丁同意了。让孩子从生活经验中学习，而不是从说教中学习。在孩子到达青少年之前，不要给他上宗教课。理解永远是在有了生活经历之后。教孩子一项有用的、诚实的手艺，而不是职业；抵制社会的剥夺，为世界教育出尽可能天然的人。
（要说中美教育的最大不同，可能就是这了。美国的教育，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自然中学习，用自然后果让孩子们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自然后果”是那个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损失。比如没做作业的自然后果是没学到该学的知识，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孩子做了错事，家长打一顿、骂一顿，那不是“自然后果”，而是人为的后果。——风铃）
卢梭和《社会契约》
卢梭的第二条人类自救的途径是政府。在《社会契约》这部著作中，卢梭阐述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理想和上集介绍的贝卡利亚的理想截然不同。贝卡利亚的模式是“社会成员牺牲最少的个人自由，让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而卢梭的模式是：所有的个人自由都要交给国家，每个人只能追求社会集体的幸福，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快乐。比如我们大家凑钱办公司，只有公司盈利，我们每个人才能获利。我不能有别于其他股东，我的利益必须和他们的完全一致。这就是卢梭主张的社会模式。我们把所有人的个人自由交出去凑到一起；为了我的幸福，我必须为社会的幸福做贡献。（这和我们多年前提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类似。我们都知道那做起来有多么难。——风铃）
卢梭的这个模式并不是宪法的政治蓝图，而是一个有道德的政府必须具有的属性。在这种政治生活的环境中，每个人的自我利益只能通过追求社会所有人的福祉来实现。这样的社会将你变成“利他主义”的人，毫不自私的人。社会给了你一个共同的意志，要为全体人的利益服务。社会成为克服自私自利的工具，只允许有道德的人在文明社会中生存。只有追求所有人的幸福的共同意志才具有政治权威。这种模式是深刻的民主，因为那个普遍的共同意志必须由所有人参与决定，对所有人适用，而不是多数人的意志之和。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个人利益都是非法的。如果政府由非法的个人意志操纵，那政府就是非法的。只有所有人共同的意志才是正当的。那么，我们根据自己的道德理念产生的共同的意志管理自己，让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守道德，让我们避免为他人的任意权力所奴役。卢梭说，为了让这种情况持久，我们不能有派别，不能有贫富之差别，也不能有太大的国家，太大了就没法民主自治。
（卢梭的理想，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达成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认可的普遍的共同的意志。如果有人不同意怎么办？到了马克思，就主张一部分人的“专政”；到了列宁斯大林，就成了从思想和肉体上消灭那些反对的人。这条路走向苏俄的专制暴政，恐怕卢梭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吧？——风铃）
卢梭的遗产很有生命力：自然与文化的矛盾；文明给我们带来的进步和损失；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幸福，却破坏了自然，我们必须修复自然。自由是被普遍共同的意志所支配，而不是被特殊的个人的意志所支配；被美德支配，而不是被一己之利支配。卢梭的理论，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所推崇，也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文化者所吸收。卢梭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至此豁然开朗！原来普世价值、民主法制、马列主义，都在启蒙运动中播下了种子。两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实验提供了更多的经验教训，足以让启蒙先哲们惊叹！——风铃）
1794年，卢梭死后16年，他的灵柩被送进巴黎先贤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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