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紧紧抱住一根桅杆，头上是厚厚的云，脚下是迷茫的雾。桅杆高得看不到地面，没有风，却在慢慢地摇晃着，发出“嘎吱”的声音。桅杆上有参差的“脚踏”伸出来，像断了的枯树枝桠，我就站在其中的一个上。我本能地感到恐惧不安，想快快下到地面。伸出一只脚，探到下面一级的脚踏；咔嚓——，那脚踏断了，落到了雾里。我死抱住桅杆，咬着牙再试下一个脚踏。嘎吱——，这次没断，可我不敢把全部重量压上去，仍然抱着桅杆，胆战心惊地找下一级脚踏…
在醒来之前，我终于站到了地上。
类似的梦，我已经做了三次。第一次在船上遇到大风浪，差点覆灭；第二次遇到三个头的巨兽，吓得魂不附体，却不知怎么又死里逃生。醒来以后一面庆幸，一面揣摩着那梦的涵义。
这是父亲的病房。隔墙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一声又一声，近乎哀嚎；间或有一个男人的吼声，但我听不清他吼了什么。护士说那病人的癌症转移到大脑，已经神志不清，止痛药也对她无效了。她此刻的痛，只能用最原始的、近于哀嚎的呻吟来表达，在黑夜的寂静中凄惨地传到墙的这一面。那男人我白天见过，想必是她的丈夫。看着亲人经受这样的折磨，他吼出来的也是深深的、束手无策的痛苦。
父亲住进医院已经二十多天了。十月间，他开始背痛、咳血。CT片显示肺部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而且已经侵蚀到邻近的肋骨，疼痛就是从肋骨发出的。父亲吸了大半辈子烟，近年来一直和老慢支、慢阻肺为伍；现在母亲和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做手术，也经不住化疗，唯一可行的就是做放疗了，在我们那里叫“照光”。这“光”是无色的放射线，从体外照射肿瘤，希望能抑制它的生长，也只是一种保守疗法。
在美国一个医学院工作的好朋友是放疗专家。他告诉我：肺部的肿瘤会随着呼吸移动，放疗时得考虑到那移动后的位置，再加上肿瘤周围的血管，射线的“靶子”要比肿瘤本身大得多。这就意味着有很多正常的细胞也会同时遭殃，就像飞机轰炸，在靶区里的人，无论好坏都会被炸到。父亲的肺功能本来就只有常人的几分之一，这样的放疗，他吃得消吗？
两难啊！不治吧，父亲疼痛难忍，而且极可能继续转移；治吧，引起肺炎就很危险。医学进步到现在，对于癌症仍然没有安全的治疗方法。就像我梦中的险境，一步踏空，就不可挽回。
她父亲在病床上，插着输液管。她心疼父亲，恨不能替他去受那痛苦。她躲到厕所，关了门哭泣，这么难的决定，她该怎么作？
听到女儿的哭声，她的父亲把针管拔掉，推开了厕所的门说：好姑娘，你不要为难。无论你决定怎么治，爸爸都听你的。
无论你决定怎么治，爸爸都听你的 —— 这是我儿时伙伴的父亲十几年前说的话；他和我父亲同龄，如今还健在。我的父亲没有这么说。相反，他不愿意治疗，只说吃点止痛片就好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肿瘤是恶性的，因为两次穿刺都没找到癌细胞。可是从片子上显示的骨转移来看，医生们都说没有疑问，因为良性肿瘤是不会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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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爸的放疗能有什么预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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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止住咳血和疼痛，抑制肿瘤的生长速度，甚至可能缩小肿瘤。还能防止向身体其它部位扩散。老年病人的肿瘤一般长得比较慢，也许能“带癌生存”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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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放疗有什么副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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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会变弱，这个需要随时监测，同时用药物增强免疫力。最大的风险是“放射性肺炎”。但我们这里几十年中只有很少的病人得了放射性肺炎。看情况吧，你父亲如果吃不消我们就停止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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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要做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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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三十次。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做，周末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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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年纪大了，身体又弱，可不可以减一些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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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我们可以按正常剂量的百分之九十来给你父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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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介绍说可以从多个角度做放射，是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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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那叫“照野数”。我们可以给他从五个角度来照光，尽可能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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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您知道我爸的穿刺没有找到癌细胞。做穿刺的医生说他们医院不能做放疗，因为没有确诊。他要我爸再做穿刺，用粗针头，可我爸不肯做了。我们也怕穿刺造成气胸，所以没给他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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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肺部肿瘤穿刺常常需要做多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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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良性的，但是做了放疗，会有什么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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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如脑瘤，不能做穿刺，一般就只能凭高质量的CT片子来做诊断。误诊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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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穿刺确诊，你们给做放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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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但是需要本人或者家属签字同意。
权衡再三，征得亲友的共识和父亲的同意，我在治疗书上签了字。
三十次，此时已经完成了一半。父亲的咳血在几次放疗以后就止住了；背部的疼痛也减轻了：原来每天四颗止痛片还喊疼，如今一颗就可以。我和母亲都抱着希望，想象着那奇形怪状的肿瘤在一点点退缩，从父亲的肺部消失。
放疗室在病房的楼下。我从护士站推来轮椅，和母亲一起帮父亲脱去毛衣，穿上厚实的羽绒衣，戴上帽子围巾，坐到轮椅上。放疗室外面是候诊室，长凳、椅子上坐着病人和家属。从他们的口音和穿着看，大多数是从周边农村来的。他们中，有的像我爸一样住院治疗，还有的每天来做完放疗就走。
“老人家多大岁数了？”有人问。
“八十五了。”我说。“你家老伴呢？”
“六十二啊。”
出乎我的意料，病人以中年居多，特别是五六十岁的。一个男人，看上去不过五十岁；第一次见到他时，是他的妻子推着轮椅；现在却是躺在一张带轮子的病床上，由两个护工推来了。他苍白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显着疲惫。一个年轻姑娘，打扮得很时尚，看上去是上大学的年龄，不停地在用她的智能手机。她是陪母亲来的。她母亲高高瘦瘦，看上去是职业妇女。她的癌症一定是早期，除了脸上的倦容，并没有其它的征兆。
常常见到的病人家属中，有一个最让我注意：她个子不高，一脸健康色，身体结实却很有型，看上去只有四十不到吧，尽管她自己说已经五十多了。她丈夫的癌在脊椎，不能行动。她每次都是用自己壮实的手臂将他抱上放疗台，完了再抱他下来坐进轮椅。她脸上总带着一丝微笑，回应着别人善意的关注。我能感到她的坚强和乐观，在那气氛压抑的侯诊室，她就像一缕阳光。
侯诊室和放疗室用厚厚的金属拉门隔开。门很高，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宽度足有六尺。前面的病人做完放疗，技师走过来按了电钮，金属门缓缓拉开，露出长廊。我推着爸爸的轮椅，跟着两位技师走进去。房间很大，中间是可以旋转的放疗机，对着一个可以升降的台子，病人就要睡在那张台子上。靠墙是高高的、货架似的木架，一层层地放着每一个病人的定位模子。我把轮椅推到放疗台前，给父亲脱了上衣，只留一件贴身的棉毛衫，再扶着他坐上台子，把棉毛衫卷上去，露出胸腹，躺到定位模里。
房间的两边射出激光，在父亲的身上交叉成红色的“十”字。他的胸部也有一个红色的“十”字，作为定位的记号，帮助放疗的射线找到“靶子”。技师们挪动着定位模，挪动着父亲的身体，直到满意。我们快步出去，留下父亲一个人躺在放疗台上，双手抱在脑后，深度近视的眼镜片紧盯着他头上那台巨大的机器。
他叫罗伯特.鄱普（Robert Pope），加拿大画家。二十五岁时，他得了癌症，十年后去世。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癌症病人的特殊体验，思考着生与死，给世人留下了不同寻常的画。
这是画家的《放疗》。他把放疗台想象成祭坛，把自己比喻为献给上帝（亦或医学？）的牺牲。那定位的激光十字，把这个比喻诠释得鲜明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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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Pope 《Radiation》 |
这场景母亲不敢看，她留在候诊室等我。我们看着那金属门上的灯，交替显示着“治疗中”和“治疗完毕”。正如医生所设计的，父亲的“照光”有五个角度，每个照几秒钟，让机器转一个角度再照。技师们操作的房间有视频监控，我曾经在那里看过全过程。
最后一个角度照完，技师来开了门，我再进去帮父亲坐起下床进轮椅穿衣服推出来回病房。这一天最大的事完成了，父亲向三十次的目标又走近了一步…
夜色里的一条河，流着牛奶般的液体，在静谧的月下闪着银色和蓝色的光。美丽奇妙的银色和蓝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河，好看得无法用语言描述。
河很宽，或者说更像一个无边的湖，缓缓地漫过我的肢体。柔和的波浪，无声地、轻轻地抚摸着我。我在里面沉浮，没有忧愁，只有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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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我在罗伯特.鄱普的画中看到了这一张，竟然和我的梦境极其相似，只是我梦到的蓝色比他画的更美妙、更神秘。我不知道他的解读是什么；也许，他的蓝色和我的一样，是对那无色之光所寄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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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鄱普《变形（Metamorp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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