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风铃）
弗朗西斯.培根
整个中世纪，欧洲的教育主要是为了训练神职人员。但是到了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完备，需要很多行政官员；教会大力办学，不但为基督教，也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人。他们当中，有的献身宗教，有的从政，有的从商，还有的进入社会的其它行业。他们有教养，能读书、喜思考，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印刷出版技术的应用也让知识更加普及。排版印刷的技术发明以前，欧洲所有的书都是手抄本，非常珍贵，放在图书馆里用链条拴着，不能借出去的。有了印刷术，一本新书出来，可以印许多本，满足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方面有书，另一方面有喜欢读书、思考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组合，对于把神学和自然知识捆绑在一起的经院哲学来说，是个威胁。
英国哲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培根出身名门，父亲曾经是为英王掌管印章的大臣。13岁时，培根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做一番大事业的理想进了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和那时欧洲其它的大学一样，三一学院的规矩是：“所有的学生只能学习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的理论，不许阅读别人的书”，而且禁止学生“问那些徒劳无益的、背离古训的问题。”
（那个年代，学校只教这一家之言，不许学生接触或者研究其它的理论。人们只能接受“经院哲学”为绝对真理，言必亚里士多德；能做的学问就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为依据，再从那个依据作出推论，不可越雷池半步。——
风铃）
和培根同时代的人Raleigh写道：培根曾经告诉他，“正是在剑桥学习期间，我开始不喜欢经院哲学。尽管它在争辩和论战方面很强，但是思想空洞，对人类没有实际的意义”。
17世纪初，培根开始了对欧洲传统哲学的重要批判。在1602-1608年间，他撰文指出传统思维的几个要害之处：它把神学和自然哲学（指科学）混合在一起，结果二者都被变得不明不白；它用言辞代替了物质；知识分子们不是通过耐心、谦恭地观察上帝创造的世界去获取知识，而是热衷于辩论的技巧，哗众取宠；他们有了一些浅显平常的的观察，不再检验，就拿来打扮成真知；其结果只是诡辩，而不是能够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自然知识。
培根喜欢用比喻，其中有个比喻对他的思想很关键：让人类的心智和自然世界“结婚”。他说：心智和言辞的婚姻是不合法的，它们同是人类所造；我们需要的是心智和上帝所造的世界的联姻。这种联姻应该是朴素的，去除华丽和浮躁；应该是神圣的，充满基督徒的敬畏和谦恭；也应该是合法的，有适当的规则和方法。
在培根看来，那五、六个古希腊人自命不凡地构造了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束缚了欧洲人的思想，从精神上奴役了大众。“这些思想体系侵蚀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空洞的理论像阴影一样，横亘在人类和周围的事物之间。”但是培根面临着一个难题：“当陪审团自己已经被传统思想捆绑住，只知道用传统的思想作为评判标准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让他们去辨别那个传统的思想是对还是错呢？”换言之，培根想要说服经院哲学的权威们放弃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培根的年代，任何“发明”都被冠以“鲁莽”二字：老思想、老传统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谁敢挑战，一定是不知天高地厚。
为了说服读者，培根决定向他们心理上“非哲学”的两个方面作诉求：
首先，人类有一种愿望，在大自然面前想少一些被动和无助。培根提出，人类拥有知识是为了对自然现象有更多的了解和应付能力，减少人间的苦难，帮助人类生存。假如这是知识的目的，那么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不同的知识。
其次，基督徒有行善的美德，培根诉诸于这种美德。他说知识应该用于行善，知识之果应该是善行。“基督教要求我们用行动来证明善心，要做出慈善的实事来；同样，这个准则也适用于哲学。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导向善行，那么这理论就不值得宣扬。”
就这样，培根在17世纪初提出：所有的哲学和知识，都应该用这把尺子来衡量：它们能不能用来实际地增加人类的福祉？假如不是，让我们放弃那理论。让我们突破权威的束缚，开启人类科学和知识体系的新领域。从那以后，培根毕生致力于这个丰碑式的事业，只是他并没有完成就离世了。
培根的思想有四大主题：
1. 知识是人类的力量。比如说，什么是关于一条河流的知识？不是它如何完美、它在宇宙万物链接中的位置、或从神学家的角度来体会上帝赋予河流的终极目的。关于河流的知识，应该能解释河流的“行为”如干涸、泛滥，能对它的“行为”作出预测，能用相应的因果关系来为人类服务，比如说减少河流干涸或泛滥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听上去很自然；可在培根的时代，却是对传统的挑战；因为经院哲学是“向上看”的，不是实用的；他们研究的是那河流和上帝有什么关系，而不是它和人类有什么关系。——风铃）
2. 神学必须和自然哲学分开。那时的“自然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培根说，和信仰有关的事属于神学，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上帝所创造的物体有什么属性？”那么就要去研究自然本身，而非神学。（这在当时，是对教会的极大挑战。即使在今天的美国，对于学校的生物课是教进化论还是教上帝创造世界，依然有着争论。——风铃）
3. 归纳法是人类认知的重要手段。培根认为，思维方法决定了人类是否能成功地获取真知。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认知方法的重要性：人的天分就像速度，聪明人跑得快；而方法就像路径，决定那人跑的方向。方法错了，就像跑错了路；跑得越快，离目标反而越远。所以用正确的方法去认知比拥有天分更重要。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在培根看来，那不是从权威的理论作演绎，而是对自然现象作归纳总结，这是人类认知的唯一途径。人必须观察自然界的具体现象，积累经验，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初步的认识；再设计出能检验知识正误的实验，通过它去验证理论。如此循环上升，让那知识更具普遍性；同时要保持思维的开放，随时准备根据实验结果修正原先的认识。
培根说他不是“经验论者”，“经验论”认为人只要观察世界就有了知识。 “我主张经验和理性的联姻。我们从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中总结出一些初步的认识，然后我们必须思考和推理，设计出合适的实验，再让自然决定我们的初步认识是对的还是错的，从那结论中学到知识。”培根提倡的归纳法，对经院哲学所仰赖的演绎法是猛烈的攻击。（培根提出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那时候谁敢说亚里士多德是错的？
—— 风铃）
4．自然哲学是动态的，合作性的，不断积累的。人类会不断地从自然界学习，知识不应僵死。它需要众人的合作，没有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够掌握上帝用智慧创造出来的自然界的奥秘。我们往往会高估天才的作用，低估正确方法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科学只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7世纪的人认为正确的思想，还要接受未来的新知识、新实验的检验，从而被修正、被补充。
培根用蚂蚁、蜘蛛和蜜蜂来比喻人的认知途径：蚂蚁像纯粹的经验论者，从自然取得食品，原封不动地搬回家里存起来。蜘蛛像纯理性主义者，能织出一张精致无比的网，其对称和美丽往往令人惊叹；但蜘蛛的每一根丝都来自它的肚子，没外界什么事儿。培根说，科学的目的就像蜜蜂酿蜜，从自然中得到原料，和自己的精华相结合，造出了香甜而又对人类有益的产品。
在培根看来，人类的心智很容易犯错误，必须用归纳法和实践的检验来防止出错。我们骄傲、虚荣，往往会根据第一印象匆忙地作出武断的结论。只有谦恭，只有充分意识到认识自然是多么困难，才能让我们的思维严谨。
培根再次诉求于读者的宗教意识：基督教认为人最大的罪孽是幻像（idolization）。这种盲目的幻像有四种表现：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幻像，即我们看到一点表象就轻易得出普遍的结论；我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只相信对我们有利的理论。培根看到了人类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我们太容易受一时一事的影响，而不作耐心的观察。我们易受感官的欺骗，在应该理性的时候却被情感所支配。并且因为每个人在教育、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别，我们都有自己的偏见。因此，我们需要合作，互相挑错，互相验证，才能纠正这些偏见和幻像产生的错误认知。（培根对洞察人类思维的陷阱。科学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的智慧。——风铃）
在交流知识的时候，同样存在幻象。语言的模棱两可，概念的模糊不清，常常会混杂在我们对自然的观察中。我们应该用精确、严谨的语言来描述科学的观察。最后，我们容易有个人崇拜的幻像，比如崇拜亚里士多德；而忘了应该崇拜的是自然。我们往往从圣贤的书堆里、而不是去自然中寻找新知。
培根认为：正确地使用心智，能改变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人类可以通过主动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他的名著《新大西洋岛》（The New Atlantis）中，人类主导着他和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这种主导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那知识不是魔术，而是用科学的方法，经过耐心的观察，总结归纳又验证过的；能用来减少人类的苦难，为人类造福。
随着十七世纪的推进，培根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待续）
培根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我喜欢这句的意思：“能提出慎密的问题，是一半的智慧所在。”
更多培根名言，见http://www.justsayout.com/c/培根/。
（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