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之梦(三)



我一直有个疑问:“人人生而平等”,这伟大的理想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仔细查一下,并非如此,或者说历史上并非如此。《圣经》并没有明确地这么说,《圣经》故事中的人物,是有等级之分的。再看欧洲中世纪的国家,等级更是森严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权力远远高于普通人,社会的黑暗并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而且那时基督教对于“异端邪说”的排斥和不容忍,也很残酷;动不动就把“巫婆”烧死,就是一个例子。基督教接受“人人生而平等”,只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

追根寻源,“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始于1600年开始的欧洲思想革命。而那场革命,则始于英国哲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对于权威思想体系的挑战。



弗朗西斯.培根 (本图转自互联网)

培根(1561-1626)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曾经是为英王保管印章的大臣。13岁时,培根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做一番大事业的理想进了英国剑桥大学。可他很快就对那里的教育产生了质疑。那个年代,占权威地位的是把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结合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学校只教这一家之言,不许学生接触或者研究其它的理论。人们只能接受“经院哲学”为绝对真理,言必亚里士多德;能做的学问就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为依据,再从那个依据作出推论,不可越雷池半步。这就好像现代人说的:

    “伟大的xxx教导我们说,‘xxxxxxxxxx。’因为某人的言论和xxx的伟大理论背道而驰,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培根对这一套不买账,不肯当“凡是派”。他通过钻研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撰文向传统思想体系进攻。他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极大,十七世纪英国的知识分子,包括牛顿,都得益于培根建立的认知方法学说。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经院哲学”说:是从古代的圣贤那里来,因为他们的话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培根说:人的知识从经验而来;有了经验的积累,人们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知识,再到实际中去验证它对不对;这是检验知识的方法,而不是以传统思想、权威者的话来检验。培根提出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那时候谁敢说亚里士多德是错的?

这种“归纳法”,被用在对自然哲学(包括文理学科)的探索上,将英国导向工业革命的道路。培根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认知方法的重要性:人的天分就像速度,聪明人跑得快;而方法就像路径,决定那人跑的方向。方法错了,就像跑错了路;跑得越快,离目标反而越远。所以“用对方法”比“拥有天分”更重要。

这和“人人生而平等”有什么关联呢?

“生而平等”,是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点上是平等的。这个观念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观察上的。培根以后的一些学者,用他的认知理论对人类的行为作研究,认识到 “是人,就会趋利避害,寻求快乐。”另一方面,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上帝是完美的,不会犯错;他既然把人类造成了趋利避害的生灵,就说明这种追求幸福的本性是上帝所赞成的,是堂堂正正的。每个人都有上帝所给的同样的权利去追求幸福,就这么简单。

这个思想,到了1776年,就被美国《独立宣言》引用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了。

17世纪英国的思想革命,在18世纪传入了法国,也就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先驱是伏尔泰(1694-1778)。要说伏尔泰的平等精神,得从他的名字说起。

伏尔泰出身不高贵,原来也不姓“伏尔泰”。当时的法国,贵族们都有自己的响当当的姓氏,人家一看你姓什么,就知道你是不是贵族出身了。在他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后,伏尔泰给自己改了个贵族的姓。这事被货真价实的贵族们知道了,当然看不起他;其中有一个皇家子弟叫“罗汉”的(Rohan)就在公众场合取笑他,说“能给自己改姓,真有意思,真方便呀!”伏尔泰是出了名的伶牙俐齿,当即回敬他:“与其玷辱自己的老姓,还不如给自己换个新姓呢!”“罗汉”大怒,第二天晚上派手下人当街把伏尔泰打了一顿。伏尔泰不服气,要和“罗汉”决斗;“罗汉”不但不理他,还让国王把他抓进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关了几个月。直到伏尔泰同意被流放英国几年,他才被放出来。


伏尔泰 (本图转自互联网)

这一流放英国,反而让伏尔泰接触到英国的新思潮,将它介绍到法国。从此以后,伏尔泰以笔为武器,争取社会的平等、宗教的宽容,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尤其在他六十岁到八十多岁去世前,他的战斗力极强。除了写文章、戏剧、诗歌,他还帮助被冤枉的平民打官司,伸张正义。他呼吁知识分子“眼睛向下”,关心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状态。他的文风犀利而幽默,极富影响力。法国的皇家和天主教会对他恨之入骨,禁止他去巴黎,判他流放;以他的成就和声望,死了却不许入葬巴黎,直到三年之后才被移葬先贤寺。伏尔泰用文章和行动,为“人人生而平等”作了诠释,是法国人的骄傲。


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不断进步,和中国拉开了距离。

回顾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人类思想的力量之大。相信阴阳五行,就会导致算卦;相信元素周期表,就会发展化工;相信暴力革命,成就了列宁、斯大林;相信和平诉求,则成就了甘地、昂山苏姬;相信不平等是合理的,就会巩固等级社会;而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最终将进入能让更多人追求自己幸福的社会。

社会的集体“信仰”,最终能决定社会的状态。

(待续)

平等之梦(二)




 (本图转自互联网)


19638月,当马丁.路德.金描绘他的平等之梦的时候,我正要跨进小学的校门。这是一所师范附属小学,在我的家乡首屈一指。通过考试,我幸运地被录取了。

我们那一届有四个班:家庭出身最好(军政干部子女)、入学考试成绩也不错的,进第一班;出身和成绩都好、但不是最好的,去第二班;出身好、成绩不好,或者是成绩好、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编成第三班;两样都不好的,是第四班;够复杂吧?而且不仅是我们,其它年级也一样。那时学校执行的是“党的阶级路线”,而不是“有教无类”。我被分到了第三班,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尽管他和我母亲离了婚。

各年级的第一班,配备的是学校最好的老师;公开课、示范课都只给他们上,学校唯一的优秀教师也只给他们讲课。年幼的我,对第一班的学生是多么羡慕!有时,我们下课了,一班还在“拖堂”,我会踮着脚从他们的窗外偷偷看几眼,听他们的老师讲最后的几句话。

幸好我们三班的老师对学生没有歧视。从入学到文革停学,我没少受老师们的关怀和培养,让我至今心怀感激。文革初期,我的班主任被贴大字报,批判他“包庇右派子女”,就是因为他对我的一视同仁。

但是我的头上,始终悬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剑。二年级时,班上选了我当“三好生”,报到学校去,教导主任却不批准,换了另外一个出身好的同学。班主任和我谈话,她觉得难以对我解释;而我早已领会,反而倒过来安慰老师,说我懂“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自己要“继续努力”。这话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任何的不服气。我那时太小,不知“平等”为何物;以为自己出身不好,就该是这样的。

类似这种事,在我念小学、中学的时期是常规,使我对自己所受的歧视麻木到不在乎,逆来顺受;直到高中毕业以后的一件事:

我有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好朋友,用如今的话来说是“闺蜜”了。她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典型的“根正苗红”,她小学当然是分在第一班,而且直到高中都是当学生干部的。我从不嫉妒她,她也没有让我感到歧视。我俩一道上学、放学,她常来我家玩,我也常去她家耍,她母亲对我很和气。高中毕业那年,我们那里的政策每家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工作,其他的要去农村。她有五个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下放的,所以这次轮到了她。有天她对我愤愤地说:“这政策太不公平了!地富反坏右子女也能留城,老革命家的子女也要下放!”我听得愣住了,原来她心里的“公平”是这样的,原来我在她眼里根本不是同类。我没说什么,但从此和她分道扬镳,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见过面、通过音讯。我好奇,她现在还是那么想吗?

和我父母的遭遇相比,我受的不公平可以忽略不计;那时的中国,有数百万个和我们一样的家庭,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大帽子压着,在生存、上学、就业各方面遭到歧视。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那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必须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是,他们犯了什么罪?像我这样身受歧视还表示理解、毫无抗争之意的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难道因为我们是百分之五的少数,被多数人“专政”就是合理的吗?

事实上,被牵连的人口远远不止5%。假如每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牵连了两个亲属,那就是人口的15%了。而1963年,美国的黑人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1%。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同时,正在对本国的远远多于美国黑人的那一群人实行专政,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消灭他们,“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最糟糕的是在文革期间。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都记得:“粉碎封资修”,“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揪出党内一小撮叛徒、内奸、阶级异己分子”,“打倒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十年当中,中国多数的家庭都有人被“打倒”过,到后来简直成了笑话;昨天还是“革命派”,今天就被“揪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该“永世不得翻身”?天晓得!

物极必反。因为到了那种荒谬的程度,更因为高层的领导人也遭受了不公,才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也才有后来对“地富反坏右”成份的取消。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平反时,我正在读大学。我们系的辅导员从我的档案中找出和父亲有关的那一张,当着我的面烧掉。那张压迫了我十几年的薄纸,终于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文革以后终于向文明迈进了一步。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危险的;不论那“专政”是以什么为借口:种族、肤色、政治理念、还是宗教信仰。假如社会的少数群体不被关注,他们的权利没有保障,那么谁也说不准,自己有一天会不会成为“少数”的一员!

(待续)

平等之梦 (一)





 五十年前的今天,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面作了一次演讲。在他的面前,是从美国各地坐火车、公共汽车前来参加游行的几十万民众,其中多数是黑人,但也有白人。他们游行的主题,是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这个从美国南方开始的“民运”,已经蔓延到全美国。

 金的演说,徐缓地开始了,像是背着重负。前一夜,他和他的写手们彻夜修改讲稿,但还是不满意。他按文稿讲到一半的时候,身边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声音:“马丁,和他们谈谈你的梦想!”说话的是当天为集会唱歌的黑人女低音杰克逊女士。我们要感谢她:马丁.路德.金听了她的建议,把讲稿丢在一边,即兴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

他的声音,有着王者的气势,尽管他只是一个黑人牧师,代表的是美国当年最底层的群体;他的语言,充满了诗意,描绘出一个平等自由的理想世界;他的听众,被这清晰、美好的理想召唤着;他的梦想,在他们的心里激起了共鸣,成为他们自己的梦想…

在离林肯纪念堂不远的白宫,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以赞赏的心情听了金的演说。游行结束以后,他和金坐下来讨论: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可以推动?肯尼迪主张谨慎行事,因为当时的民主党议员中,种族主义者的势力很大;而金主张尽快推动立法,废除种族隔离、歧视的法律。直到两年多以后,肯尼迪被暗杀,议会才终于通过了相关的平权法律。

五十年后的今天,美国有了连任两届的黑人总统;林肯纪念堂前的集会人群中,不但有了更多的白人,也有了各种族裔。今天,马丁.路德.金的演说被无数的人朗诵着,默念着:“我有一个梦想”…

这期的《时代》周刊,封面上是马丁.路德.金的头像,旁边赫然写着:“Founding Father”,意思是“奠基人”,用我们的话来说是“美国国父”了。《时代》是极受尊重的严肃媒体,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设计师”,他的“平等之梦”,和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林肯的盖提兹堡演说,是一脉相承的经典。



美国独立的时候,尽管独立宣言中写入了“人人生而平等”,但那是不包括黑人的,黑人还是奴隶,没有“人”的身份资格。“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理想。美国南北内战因此而起,战争结束时才解放了黑人,废除了奴隶制度;但美国黑人真正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却是在黑人解放的一百年以后。今天,美国在社会平等公正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人生而平等”依然是个理想,尽管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缩小了许多。

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是最挑剔、最会“说三道四”的。他们用各种方法来衡量社会的公正和进步:

不同的族裔,受教育、就业的机会是不是平等?
具有同等能力、从事同等工作的人,薪酬的差别有多大?
出生贫寒的人,有没有机会上升?
每一代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物质和精神生活有没有改进?
.......

 我想,美国之所以有活力,就在于它的不断更新。

——————

在马丁.路德.金演说的年代,大洋彼岸的毛泽东也发表了声明,支持美国黑人运动。五十年后的今天,假如拿“平等之梦”来衡量,中国的进步又如何呢?

(待续)

人心向善 . 制度抑恶



人心向善



(本图转自互联网)

这题目一看就不合时宜:如今的社会充斥着谎言和恶行:为官不清的,为富不仁的,为商无信的,为师无道的,为子不孝的,为友不义的…, 真数起来,十个指头绝对不够用!“人心向善”???风铃的头埋到沙堆里去了吧?!

朋友,我和您一样,每天看到这些新闻,叹气啊!这个社会,是肿么啦?但我还是要说“人心向善”。为什么呢?

因为“真”与“善”不只是美好的愿望,它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是社会运行的必须。只要没有离群索居,我们就要和这个社会的其他人有联系,有协作,互相遵守有形或无形的契约。没有真与善,就没有信用,人就没有立身之本,国就没有立国之基。假如一个社会不能去伪存真,不能扬善抑恶,那么它离散架就不远了。一座大厦被抽去了栋梁,还能站着吗?

且不说受损害的人不肯长期被欺负,就是作恶的人内部,又何尝不会“狗咬狗”?有哪个黑帮可以永远“铁板一块”?他们信奉假的、恶的,又怎么能不为了分赃不匀而翻脸?他们可以骗别人,就可以骗同伙;可以杀别人,就可以杀同伙;“假”和“恶”,不可能长期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共处关系。

人类不是今天才被上帝捏出来的。我们花了数万年的时间,才从百分百的野兽进化成今天的半人半兽。想像一下,我们的远祖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欺骗和杀戮同类、奴役弱者。他们一定付了惨重的“学费”,才知道那种“人人对人人”的生存之战对谁都没有好处;才搞懂“假”和“恶”在短期内可能对自己有利,却不能长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才总结出“求真向善”的生存之道。

这种教训,却不是读几本书就能得到的。我们人类的不幸,至少有一部分源于我们总要亲历,才肯相信。不过这也有另一面:当我们见证了假和恶的灾难,当事情坏到不能再坏,当每个人(也许不包括极少数人)都深受其害、抱怨世风日下,那也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期待着改变,期待着真和善的回归 —— 那就是“人心向善”开始的时刻了。

这是我悲观中的乐观。


制度抑恶

我们的老祖宗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却相信“人之初,性本恶”。无论人之初是善还是恶,一旦成了习惯,我们的恶行怎么才能纠正?


领导们相信道德的力量:照照镜子,洗洗脸,就干净了。这办法当然不坏,咱乐见其成;但又怀疑它的有效性:毕竟这种脸已经洗了几十年,好像越洗倒越脏了。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吗?好奇着...

我更相信制度的力量,制度是可以拿来扬善抑恶的。您看移民出去的贪官们,到了新地方,没见他们强奸女学生,也没见他们去打小贩哪!被法律管着,他们不是也做了“良民”吗?



(本图转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