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随笔】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美国人自己说，建立“国家公园系统”是他们最棒的创意，其独特和他们的《独立宣言》有得一拼。这话其实也不算太夸张：《独立宣言》的理念至今还没有被所有的国家接受，“国家公园”的主意倒是“普世”了； “美好的风光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财产，老百姓都应有权享受”——这个观点，对于美国那样土地私有的国家，在1864年第一个国家公园“优山美地”成立的时候，是很激进的；而如今，全世界哪儿没有国家公园啊？

西雅图附近，有三个国家公园，其中最大、生态环境最多样的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它地处美国本土最西北角的奥林匹克半岛，公园面积有3734平方公里（中国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的面积是141平方公里）。它西临太平洋，国家公园也包括了很长的海岸线；它的北面，和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只有一水之隔；而它的东面，就是西雅图所在的普节海峡了。

从地理上看，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很有特色：它的中部是山脉、河谷，覆盖着温带雨林，山顶上有冰川，终年积雪；沿着太平洋，是灰褐色的沙滩和峋嶙的礁石。海边和森林里都有印第安原住民的保留地。除此以外，岛上还有大大小小的湖，个个蓝得发绿，绿得发蓝，这颜色英语叫teal，中文怎么说我还没查到，暂且叫它“绿蓝”吧。有博友说这就是白乐天诗里的“绿如蓝”，堪称妙译！

半岛上能开车的路基本上都在公园的外围，绕着开一圈就得大半天。只有一条公路可以开上山，还有一条公路可以开进雨林。当然小路到处都是。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那里露营、暴走、泡温泉。假如时间紧，可以一大早从西雅图出发，坐轮渡、坐车，三个多小时能到第一个景点；转到天黑再回去，勉强看几个主要的景点。可是我最不喜欢走马看花，所以就预留了两天时间，在公园外围的小镇上住了一晚。

能开车上去的山叫作“飓风岭”（Hurricane Ridge），上面有个访客中心，可以看看介绍。从那里又有很多小路可以爬山远足。我们七月初去，山上还有不少雪。登上一个山头，眼睛能看到的，都是好风景！

这白云聚会的地方，N年前是一片冰川：

雪山就在对面：

上山的路：

访客中心：

 

“月牙湖”（Crescent Lake）,很大很“绿蓝”：

湖边的“剥皮树”：

   

水至清无鱼：

国家公园卫队的办公室：

小船下水的码头：

看完了淡水，再去看咸水。这天的太平洋特别蓝。海边是印第安原住民的保留地，不少人家在卖熏好的三文鱼，味道很不错！

也不知道这几根木桩是干啥的，为什么它们都成了绿色？

 

这里是“红宝石沙滩”（Ruby Beach），据说砂石中有红宝石的小颗粒，太阳照上去会有深红的光彩；可咱瞪大了眼睛也没看出来哪里有红宝石：

 

雨林的精彩，上一篇已经宣传过了，这里再补几张。这棵西加云杉有五百多岁了，树高90米：

西加云杉是美国、加拿大西海岸到阿拉斯加沿海一带特有的树种。它的树皮很容易辨认：一片片椭圆形的“鳞”，跟土豆片似的：

树的年轮，可以用来研究气候史，叫作“树木气候学”（Dendroclimatology）。雨水多、天气热，树长得快，年轮就宽些；反过来年轮就窄。而且树越大，新添的年轮就越窄，因为树干粗了，要长同样的年轮，就需要更多的养分。这是一棵700年老树的年轮，标示着那700年间的各种“沧桑”——1350年小冰川纪的开始，1480年海伦火山的爆发，都可以从年轮的形状变异看出来。

两天的时间，只粗粗地玩了一遍。若有闲，该去住一个星期，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划船摄影，也许能沾点“仙气”回来，呵呵！

【西雅图随笔】生命的故事

这一圈圈年轮，均匀细密；像是岁月织出的经纬，又像风霜浸染的书页。它们属于一棵不知什么时候倒下的树，因为横在了林间的小路上，被护林人锯开，还没来得及腐烂。雨林的温润，让它生出了细细的青苔，夹着几片小小的绿叶，在林间疏落的阳光下静静地被我们瞧着。树干的直径有四尺多；年轮之间的间隔，越到外围越密，多数只有一毫米左右；估算下来，这棵树至少活了三百岁吧？

这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温带雨林；从西雅图向西北，三小时的车船就能到。太平洋的云雨，给这片半岛带来了终年的湿润，养育出一片四季长青的原始森林。和热带的雨林不一样，这里没有奇花异草；它的树种有限，以杉、柏居多，而最常见的是“西加云杉”（Sitka Spruce）。

纵横的山脉，蕴藏着无数生命的秘密。山顶在“树线”之上，有着终年化不完的白雪；而那幽静的山谷中，一条条清澈的河流弯弯曲曲，养育着古老而又年轻的雨林。

雨林里，有的是几百年的大树。下面这棵云杉，已经有1000岁，称得上是“树精”了。它的合围将近20米，高60多米。让我惊讶的是，尽管饱经沧桑，它却完全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只顾冲天向上；从它葱郁的枝叶上，你找不到一点停止生长的迹象。这既是它的习性，也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环境吧？ 有充足的雨水和营养，又有广阔的伸展空间，它得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想到人类又何尝不是这样？人品的正直，既来自天性，也和社会环境有关。

    

雨林，是生命的集结地。这里随处可见死亡的朽木，却又在腐朽之上长出新芽。生的起点是死，死的起点是生，坟墓和摇篮在一起，生和死的界线模糊了…

朽木上生出了新枝：

 

这两棵树，将根系盘在了一起。它们是孪生的兄弟，携手的知交，还是难解难分的冤家宿敌？

而它俩，无疑是双胞胎了：

 

腐烂了的树干很有营养，是新树成长的“乳汁”。这一排树，是被同一个“乳母”养大的，尽管它们中有云杉（spruce），也有铁杉(hemlock)：

转世、再生、传承：

也许是不得已，这棵树干被拧得像麻花，却还是一直向上，堪比人心的向善：

 

走在这样的雨林中，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像童话中的世界，不知道有什么新奇在前面等着。 

温和湿润的气候，成就了青苔的张扬：它们不再是树干背阴一面的青色，而是飘飘然的胡须和头发，黏在了树上。它们和树共生，树在，它们就在；它们借着树的骨骼立足，但也知恩图报，把养分和露水送给了树。

 

和树木共生的当然不止青苔。树舌芝也很常见；这价格不菲的中药，在这里却无人採拮：

这只树舌长得很特别，不是像舌头一样从树干上伸出，而是像吸盘一样附在倒下的树干底部。无论如何适应，它白色的一面总是朝下的：

“人要脸，树要皮”；可这种树似乎不在乎有没有皮：

这棵不知年代的巨大的香樟，离太平洋海岸只有几里路：

雨林的故事，是生命的故事。我忽然理解了加拿大女画家艾米莉.卡尔（Emily Carr，1871-1945）那充满欢欣的画…

(艾米莉.卡尔的作品)

女人不是“祸水”

（插图：Rachell Sumpter）

从《纽约时报》中文版读到下面的文章，说丹麦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生了女儿的爸爸们更加有慈善心；原因是女儿让爸爸心软、无私，更愿意帮助别人。（当然这是从统计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每个女孩的爸爸都这样，哈哈！）

愿大腕、大款们多生女孩儿！

转载：为什么亚当需要夏娃

亚当·格兰特 

（原文网址: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4/c24women/ ）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男人吝啬，另一些男人慷慨呢？比如，是什么动机驱使比尔·盖茨(Bill Gates)捐出超过280亿美元（约合1718亿元人民币）的慈善礼物，而与他同属一个圈子的许多亿万富翁却相对小气地抓着手中的私人财富不放？

新证据披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仅仅是女性家庭成员——甚至包括女婴——的存在，就足以把男性推向慷慨的方向。

在一项挑战传统思维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迈克尔·达尔(Michael Dahl)、克里斯蒂安·德诺(Cristian Dezso)和戴维·加迪斯·罗斯(David Gaddis Ross)探查了慷慨的行为、以及激发富有男性投入此类行为的原因。他们没有探查大规模的慈善捐助行为，而是观察了为什么某些男性首席执行官比同行对雇员更为慷慨。研究人员追踪了过去10年里，1万多家丹麦公司的男性首席执行官向雇员发放的薪酬。

有意思的是，在成为父亲之后，首席执行官们给雇员支付的薪酬减少了。平均而言，在首席执行官们有了一个子女之后，他们付给雇员的人均年薪约少了100美元。研究人员写道，为了做一个好的养家者，男性首席执行官“为自己和正在扩大的家庭声索公司资源，而让雇员付出代价”是相当常见的行为。

不过，事情也有复杂的一面。当达尔教授的团队更严密地查看数据时，他们发现，薪酬的变化取决于男性首席执行官们的子女的性别。在有儿子之后，他们减少了雇员工资，但在有女儿之后，他们却没这么干。

女儿显然软化了父亲的心，激发了更多的关爱倾向。人们推测，当我们梳理着女儿的头发，把她们送到舞蹈班时，我们变得更加温柔，更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以他人的幸福为导向。

甚至有研究显示，有女儿的美国议员在投票时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有女儿的英国男性选民也有这种倾向，尤其是对于涉及生育权的公投及政策选择。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研究员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以及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研究员纳塔武·鲍德他威(Nattavudh Powdthavee)辩称，“一位父亲会因对女儿的钟爱而产生一些爱屋及乌的倾向”。对于男性首席执行官来说，女儿激发的为他人着想的火花，也许引发了他们更加慷慨地对待雇员的冲动，这种冲动抑制了削减工资的诱惑。

接近女婴是否可能激发更强烈的慷慨行为？涉及多个领域的更多研究显示，情况确实如此——这种慷慨行为可能超出女儿的范畴。不妨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心理学家保罗·范兰格(Paul Van Lange)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为例。为了找出是什么动机让人们更加慷慨，范兰格教授和三名同事安排了一个游戏，在游戏里，有600多人做出和他人分享资源的选择，他们不认识分享者，也不会和分享者再次见面。参与者在两类基本选项中做出选择： 

(a) 你获得25美元，你的同伴获得10美元。

(b) 你获得20美元，你的同伴获得30美元。

第一个选项是一个自私的选项；你为自己要更多资源。后一个选项更加慷慨，因为它涉及牺牲一小部分你的所得（5美元），来为你的同伴增加多得多的所得（20美元）。

在受范兰格教授监督的九轮游戏中，游戏者在每一轮都表现出一致的喜好。数据显示，做出更加慷慨选择的游戏者拥有更多子女。赠予者平均有两个子女；其他人平均有一个半子女。更多子女意味着更多分享，这一点似乎使人们更具有赠予的倾向。

同时，性别再次发挥了作用。相比做出更自私、更具竞争性选择的参与者，赠与者本人有姐妹的可能性高出40%（兄弟的人数没有产生不同；是姐妹、而非兄弟姐妹总数，预示着更慷慨的给予）。范兰格教授的团队指出，另一项研究显示，一名父亲本人有更多的姐妹，他抚养自家孩子的时间就越多。在和姐妹们一起长大之后，有机会赠予他人的男性更有可能这么做。

社会科学家认为，姐妹们为他人着想的养育行为，感染了她们的兄弟。例如，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心理学家艾丽斯·伊格利(Alice Eagly)主导的研究显示，在亲密的关系中，和男性相比，女性倾向于更多地赠予或帮助他人。这也可能是因为，出于本能和培养，男孩们感受到保护自己姐妹的冲动。的确，伊格利教授发现，男性帮助女性的可能性，比帮助同性的可能性大得多。

全球最富于慈善精神的一些男性承认，是他们人生中的女性激励了他们。20年前，比尔·盖茨正走在成为全球首富的路上，当时，他拒绝了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的建议。他计划等25年，再开始把他的钱分发出去，但在次年就改变了想法。仅仅三年后，盖茨就跻身《财富》(Fortune)全美最慷慨慈善家排行榜的第三名。在此期间，他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

盖茨曾回忆道，家中的两名女性成员——其母玛丽(Mary)和其妻梅琳达(Melinda)——是他慈善情绪高涨的主要催化剂。在哈佛大学(Harvard) 的一次毕业演讲中，盖茨曾说，玛丽“永不停歇地敦促我为他人做更多事情”。1993年，就在和梅琳达结婚之前不久，转折点来临了。在一次婚礼仪式期间，玛丽朗读了她写给梅琳达的一封关于婚姻的信。她的总结性话语让人想起伏尔泰（Voltaire，或蜘蛛侠[Spiderman]）的格言，那就是更大的实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对那些得到更多的人，人们的期望也更大。”

除了指导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大多数慈善活动外，梅琳达对“赠与誓言”(Giving Pledge)行动的展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读到一本书，内容是一个家庭把住宅卖掉，然后把一半所得捐给慈善事业，于是她开始散播“赠与誓言”的构想。当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召集亿万富豪们共进晚餐，讨论慈善事业时，盖茨夫人确保各位富豪的太太们也都获得了邀请。她说，“即使丈夫是挣钱的那一个，可妻子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她必须赞同任何慈善计划，因为这将影响她自己和她的孩子们。”

2007年，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挑战传统思维的陈述中问道，“男人们是否有任何优点可言？”（如果你没读过达勒·彼得森[Dale Peterson]和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的著作《恶魔男人》(Demonic Males)，简短的答案是，优点不多。）不过，鲍迈斯特辩称，男性的可取之处在于，在多种属性上，“男性比女性表现得更极端”。男性要对大部分最糟糕的侵犯行为和自私自利的行为负责，不过，一些最极端的帮助和慷慨行为也是男性所为。

在这一点上，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詹姆斯·安德烈奥尼(James Andreoni)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利斯·韦斯特隆德(Lise Vesterlund)这两位经济学家报告的证据显示，有更多女性喜欢均分，而“男性更加可能要么完全自私、要么完全无私。”也许，和女性之间的有意义接触，是促使男性更加无私的重要力量之一。

女性促使男性变得温暖的这种效应，对于教育和职场有着重要影响。在学校，我们需要慎重地考虑如何对儿童进行分组。1971年，就在德克萨斯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验证了一条简单而强力的途径，来减少成见和偏见。

他的核心构想是，在小组里，当学生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必须相互依赖、开展协作时，他们就能学会尊重彼此、关爱彼此。阿伦森教授让每个学生在小组里负责传授即将到来的测验所涉及的不同题目。这就像是在玩拼图游戏：一个小组需要来自每个成员的信息片段，才能拼凑成测验所衡量的整体理解。在此次实验之后，成见和偏见有所下降——学生们彼此之间的敌意显著降低了——少数族裔学生获得了更佳的成绩。

如果每间教室都遵循拼图结构，以混合性别学习小组给男孩们提供向女孩学习的机会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除了获得知识之外，他们也许能学会关于讲解、帮助和关心他人的一些技巧。当其中一些男孩长大之后成为富人，他们也许不那么像斯克鲁奇（Scrooge，小说里的吝啬鬼人物——译注），而更像盖茨，或者至少不太可能变成那位拒绝支付修饰篱笆的份子钱的富邻。他们也不太可能变成你那位总是乘坐头等舱、却给你的孩子送廉价生日礼物的叔祖父。

在职场，我们亟需更多女性担任领导职位。我们已从大量研究中得知，那些有女人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公司表现更好，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德诺和罗斯教授最近证明，在1992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里，当公司开始让女人进入高级管理层时，她们平均创造了1%的额外经济价值，这通常意味着4000万美元以上。

我们认识到了女人担任领导时带来的直接优势，她们经常能提供不同的看法、合作模式、热心指导以及对女性员工和顾客的敏锐理解力。但是我们基本上忽视了女人对身边的男人所产生的好的影响。当高级管理层中有女性的身影时，她们是否可能鼓励男性同事对雇员更慷慨一点，并让大家更自由地分享知识？企业内部动力、合作和创新的提高，也许不仅是由女性领导的直接行为所致，也与她们对男性领导的影响有关。

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鉴于女人对男人的慷慨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或许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在每一个伟大的男人前面，走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就会跟随她的领导。

（插图：Rachell Sumpter）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教授，《给予和索取：成功的革新方法》(Give and Take: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uccess)一书的作者。

原载《纽约时报》，2013年07月24

翻译：张薇、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