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外婆把一家人份额的糯米买回家，就要去许大妈家舂米粉。
舂米粉是一件大事。大清早就要去排队。许家离我们家只有半条巷子远，街坊们都到他家去舂米粉。许大妈有好几个儿子，个儿高，力气大。他们家的房子很矮，地方不大，但是有一间专门用来舂米粉。靠窗户的一面的地上，做了一个米臼。米臼像一个很大很大的木榔头，“榔头”的柄支在一根轴上，人站在柄的顶头，用脚使劲踩下去，把另一端的“榔头”高高举起；然后踩的人再把脚提起来，榔头就重重地落在地上的一个“坑”里。坑里放的是糯米，榔头上装的是带齿的铁罩，一下一下地舂着；许大妈蹲在旁边，拿一把小扫帚，把溅出来的米和粉再扫回“坑”里。我和表弟表妹最喜欢看坑里的米变得越来越细。看一会，就想去踩“榔头”。我们三个挤成一团，三只小脚一起用力，才能把“榔头”举起来，举得还是没有许家的大哥哥踩得高。
这么着要舂几个小时才能完。街坊们一边等，一边聊天，一边做针线。小孩子们跑来跑去，身上弄了许多面粉，开心得已经像是过年了。
舂完的米粉还要筛几次。靠近屋角有一个缸，里面横着两、三根竹条。筛子平放在竹条上，许家的大姐姐坐在那里，把筛子在竹条上来回地晃着，漏下去的就是米粉了。
米粉舂好，我们却不舍得回家。一直要玩到吃晚饭时光，才被外婆喊回去。
如今，想做年糕汤团，在中国店花两块钱买一包糯米粉就得。不过也没有舂米粉的那份热闹和趣味了。
2009年2月
“小裁缝”在服装店工作，服装店离我们家有几里路，是做西式衣服的。他那时三十多岁，中等个儿，小分头抹了发油，梳得铮亮。每次外婆带我们去他的店里，都看到他耳朵边上夹着一支圆珠笔，嘴里不停地说话，一边三下五除二地打发着客人。等到前面的客人走了，他就一连声地叫着“李婆婆”，问外婆要做什么。
那年头买布要凭布票。外婆操持着一家人的日子，处处得精打细算，买布总是买零头，可以少付一点布票和钱。可是零头布的尺寸不一定正好，外婆粗算算，一段零头可以做点什么，如果稍微差一点就让小裁缝给想办法。
小裁缝先给我们量了尺寸，算个大概，然后一边抱怨外婆太省，一边想办法：裤裆拼一下，裤腰接一下，裤脚加一道边，领里子分几段，… 每次他说不行，外婆就问能不能再减掉什么，到最后小裁缝现裁现剪，多出来的只有几根布条和几小块布头，真的是一寸布也不浪费。小裁缝一边得意，一边跟外婆说：“你这个老太啊，太精了！”
有的时候连小裁缝也想不出办法了。那次给妈妈做裤子，各种办法都用上了，布还是不够。外婆说，那就不要做口袋了。小裁缝终于火了，说“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总不能给你做个洋面口袋唦！”说得外婆反而笑了，“洋面口袋”是粮店里装面粉的大口袋。
小裁缝的店里有十几架缝纫机，脚踩的那种。每次等小裁缝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人家用缝纫机做衣服。缝纫机做起来真快，比我和许太太缝的都快多了。我心里想，等我长大了，也要学着用缝纫机做衣服。
到我上了初中，外婆买了缝纫机让我学，又买了裁剪书和我一起琢磨；我壮着胆子剪下第一条裤料，以后家里的裤子、衬衣就都是我做了。
我们再不用去小裁缝的店里。但我还是常常想起他，想起“洋面口袋”。
2010年6月
入冬前，外婆带上我去请裁缝。裁缝住得离我们家不远，在大马路边上。一间铺子，当街的一面是门板，只有中间的两扇开着。
裁缝是个女的，看上去比外婆年轻，外婆让我叫她许太太。她不梳发髻，头发剪得比耳朵长一点，穿着中装大襟的罩衫，领口有个好看的盘扣。我喜欢看许太太，因为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袖子不长不短，腰身凹进去的地方别着一条手绢，走路轻手轻脚，不像外婆总是急匆匆的。
我们家人多，每年请许太太来一次，把四季的衣服都做好。许太太是中装裁缝。外婆、外公都穿中装，妈妈和我们的上衣是中式，裤子是西式。外婆告诉许太太要做什么，讲好日子和价钱，我就开始盼着许太太来。
开工的日子，外婆在堂屋里拼两张方桌，再用一块床单盖上当案板。煤炉放在旁边，上面烧着烙铁和熨斗。浆糊调得不稀也不稠，做衣服上浆用。许太太带来她的针线包裹，加上外婆的针线匾子，都放在案板上。外婆拿出各人的衣服让许太太量尺寸，交代着哪儿该放，哪儿该缩；我们小孩子的衣服，都是放好几寸，等着我们长大；可是刚做好的新衣服就总得把袖子卷好几道。
许太太做活，外婆和我就给她做帮手。外婆事多，坐不下来，帮一会儿就得走；只有我一直跟着许太太。布都下水缩过，在案板上铺好，我羡慕地看她含一大口水在嘴里，然后喷出细细的雾洒在布面上，用手一抹，布折子就都平了。她用尺子和粉线三下两下把衣服画出样子，再用那把大剪刀剪成一片一片，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案头。剪好了一件，许太太就开始缝。等她把衣服缝得差不多，我就可以绞边，要尽量绞得正面看不出针脚。最后是盘扣子。许太太剪出一根根斜纹的布条，让我在里面包上棉纱线，缝成做盘扣的袢条，然后跟着她学盘扣子。一开始就是普通的直盘扣，后来又学着盘琵琶扣。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许太太也说我有耐心，坐得住。当然最让我高兴的是给自己做衣服了，巴不得赶紧做好穿着试试。
许太太每次来，做的衣服都不一样：春、秋天穿的单衣，外婆夏天的栲纱短袖褂子，妈妈冬天的丝棉袄，我们的棉袄罩衫、棉裤，外公和我们小孩子的衣服是对襟，妈妈和外婆的是大襟，… 我小的时候喜欢穿红衣服；有一年外婆给我买了大红灯芯绒，上面有很多小小的白点，许太太给我缝了两件棉袄罩衫，可以换着穿。那两件衣服我从嫌长穿到嫌短，打了好几个补丁，最后实在不能穿了也不让扔。
许太太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做活，是文革开始的那年。她铺子的门紧紧地关着，我和外婆是绕到后门才进去的。许太太头上包着围巾，眼睛红肿着。外婆告诉我，许太太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她丈夫去了台湾，没带她去，所以她一直是一个人过日子。运动一来，她被红卫兵抄了家，剪成了“花头”，很可怜。
这一次许太太在我们家只做了两三天，她不像从前那样说笑，埋头做着针线；我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
以后我们都不再穿中装了，但是我至今还记得怎么做盘扣，和教我做盘扣的许太太。
2010年6月
出了外婆家的巷子向左拐，第一家就是纸扎店。纸扎店是做灯笼、花圈的地方。他们家姓唐，铺子比皮匠铺大好多倍。门口是高台阶，屋檐下挂着各种纸灯；进门是谈生意和做纸工的地方，正厅是一个大堂屋，放着大大小小的花圈和花圈架子；再朝里走才是他们家自己住的地方。
放了学，做完功课，我就喜欢到纸扎店去玩，看他们怎么做手工，也喜欢学着做。唐爹爹和唐婆婆年纪都不大，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在外地，小儿子和两个女儿大珠、二珠在上中学。大珠姐姐长得很好看，齐耳的短发，大眼睛，很会笑，不过不常在家；二珠姐姐梳着粗粗的长辫子，有一对酒窝，很勤快，对我最好。我很羡慕她们，盼着有一天像她们一样上中学。
扎纸花是最容易的，用金色银色的纸做花圈上的叶子也不难。最让我着迷的是刻花。
刻花用的是很薄很薄的彩纸，紧紧地压成一摞，最上面的一层画着花样。唐爹爹把这一摞纸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泥盘”上。泥盘里装着压得实实在在的黑“泥”，很细很细，没有一点颗粒。刻花用的刀看上去像是一支毛笔，只不过“笔头”是一把细薄的小刀片。唐爹爹三个指头捏住笔杆，顺着花样戳下去，提起来；再戳，再提；每次向前挪一点点，好半天才能刻完。不过一刻就是几十张，然后小心翼翼地分开，粘到该贴的地方。
唐爹爹看我喜欢，就让我试试简单的花样。我高兴得不得了，全神贯注，连头都不敢抬，生怕一不小心刻坏了。回到家，兴奋地告诉外公外婆，我会刻花啦！
每年的元宵节，是纸扎店最热闹的时候。店堂里挂满了兔子灯，莲花灯，五颜六色，当然少不了大红灯笼。我和表弟表妹拉着外公到纸扎店，每人选一个最喜欢的灯，点了蜡烛放进去。晚上玩到精疲力尽，再小心地把灯挂好，一直到出了正月。
巷子口的纸扎店早已不在了，可它给我的童年带来的乐趣却是那样的难忘。
2010年6月
皮匠家住在靠大街朝西的巷子口。没人知道他姓什么，大家都叫他“皮匠”。他的“奶奶”（我们那儿管人家老婆叫“奶奶”，管老太太才叫“太太”），就叫成“皮匠奶奶”，“皮匠家的”，或者是“大发子妈妈”。大发子是他们的大儿子，还有“二发子”“三发子”和“小发子”。
皮匠的店铺在马路对面，靠在一面朝北的墙上搭了一个棚子，很小；里面是一层层的木架子，上面放着没鞝好和鞝好、用縼子撑得紧紧的鞋。皮匠的个子很矮，棚子也只比他高一点点。他坐在一个小凳上，对着棚子的门面，手上拿着锥子，脚旁边放着他的家伙：榔头，各种各样的鞋钉。
我们家的布鞋都是外婆做，当然我们穿的都是布鞋。我们几个孩子的脚长得飞快，鞋子坏得更快；特别是我，大脚趾长出一截，鞋子别的地方还能穿的时候，大脚趾已经伸到洞外面了。外婆给我做鞋帮的时候，要在脚趾头那儿多加几层布，“你的鞋要拿铁皮做！”外婆总这么说我。
纳鞋底是一年到头的活，做鞋帮却总是在天暖和的时候 。做鞋帮用的“骨子”是拿家里的零碎布糊出来的：外婆烧一锅水，加进明矾和面粉，打成浆糊；然后卸一扇门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放平，一层布，一层浆糊地做骨子。糊完了得晒几天，等干了，依着鞋样剪下来，夹在面料和里子的中间。鞋帮剪好以后，把后跟那儿缝好，再用买来的黑色滚条把鞋口滚上，白布条把鞋的外口滚上，就让我送到皮匠那儿去。
皮匠看到我拿去的鞋，总要先仔细地验一下，看看鞋底和鞋帮的尺寸合不合。验完了，放到架子上，告诉我过几天来拿，就又忙着干活。我也不回家，就在那儿看他鞝鞋。他拿锥子在鞋底鞋帮上钻了洞，把两根打了蜡的白线对穿过洞，使劲拉紧；再钻下一个洞。我看得入迷，一直看到他把鞋鞝好。有时候看得忘了回家，外婆找到皮匠铺子，说“尖子看一眼，呆子看到晚，你是个呆丫头吗？”
皮匠是个不多话的人，他家奶奶却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半条街都能听到。她比皮匠高出一截，也比他胖得多，好像他家的饭都让她一个人吃了。皮匠奶奶是个“带街的”，就是帮人家做零碎家务，比如倒马桶，挑水，洗被子什么的，像现时的“钟点工”。不过那会儿好像不按钟点算，是按月包给她做。我们家一般不需要她带街，但是偶尔也会找她帮忙。
皮匠奶奶知道的事很多，街头巷尾谁家夫妻俩吵了架，谁家的姑娘有了对象，她一准头一个报信。碰到小孩子跟她捣蛋，她骂起人来祖宗八代都不饶过。不过小孩子们并不怕她，因为她骂一会也就算了。谁家有了难事，皮匠奶奶也总张罗着让大伙帮忙。
我们家每年春天都孵一窝小鸡；除了母鸡留着生蛋，其它的逢年过节就杀了吃。原先家里杀鸡杀鸭都是外婆动手，不记得是哪一年，外婆说不再杀生了，这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杀鸡还算容易，就是没全杀死，赶紧扔到热水里一烫也就完了。有一次杀鹅，鹅的力气大，我挣不过它，脖子割了一半就被它挣开。那鹅站定了，歪着脖子“刚”地大叫一声，把我吓得再也不敢碰它。结果是外婆到街上找了大发子妈妈来。她听说我杀了半只鹅，怪外婆不早点找她，利利索索地补了一刀完事。
皮匠奶奶的嘴巴厉害，可是我知道她的心很好。有一次她帮我们家洗床单，一边做事一边和我外婆拉家常。看到我在旁边，她跟我说：“你爸爸可是个好人，脾气好，你想不想他？”
我上了大学，放假回家，皮匠奶奶也偶尔来串门。大发子、二发子、三发子和小发子后来都参了军，“有出息”了，她也老得不能再带街了。
以后外婆老家的房子拆迁，从前的街坊们都搬走了，我再也没见过皮匠一家。不过我相信她的儿子们一定过着比当年好的日子。
2010年6月
我十二岁那年，妈妈去“五七干校”。那时弟弟半岁不到，还在吃奶；继父在外地受审查。外婆放不下心，跟着妈妈去干校照顾弟弟，把我和表弟留在家里。
表弟小我两岁，老实憨厚，啥事都跟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我穿裙子，他也一定要穿；外婆拗不过他，就让他穿了我的花裙子去幼儿园。结果被小朋友笑话了一顿，以后再也不要穿了。 这回家里没了大人，我就成了“当家的”。可我这个家当得不咋样，每天煮一锅饭，做一罐萝卜汤，就算完成任务了。天气已经入冬，就是半夜去菜场排长队，也只能买到冻得硬硬的青菜萝卜，所以我们就凑乎着吃吧。
一个多月以后，外婆在干校安好了“家”，回来看我们。表弟实话实说，告诉外婆“姐姐每天煮萝卜汤”。外婆听着心疼，想了想，决定带我们一起去干校。这么着，我们俩就跟着外婆，抬着一大筐煤球上了火车。
干校在沪宁线上。从镇江南站乘慢车向南京方向开几十里，过了高资站，到桥头镇下车。下了车走好几里路，再上一个山坡，就是干校了。我和表弟抬着煤球，老远地就看到山坡上高高的水塔和墨绿色的树林。
“家”安在水塔旁边的男澡堂里。宽宽长长的一大间，铺满了瓷砖，中间有一个大半人深的池子，里面没有水，却铺了稻草。稻草上再铺上床单、放着被子，住着两家人。另一家也有一个吃奶的小孩，加上小孩的妈妈和奶奶。从池子里踩着几级台阶上去，周围的一圈放着杂物零碎，锅碗瓢勺，饭屉子热水瓶。煤炉旁边晾着两家毛娃的尿布，散发着已经有一阵没闻到的味儿。我和表弟不觉得这个“家”的奇怪，反而感到很新鲜。反正外婆在哪，哪儿就是家。我们没几天就习惯了睡稻草铺。
每天清晨，高水塔上的扩音器开始放广播，从《东方红》开始，然后播简明新闻，然后是广播操的音乐，所有的人都得出去做操。我喜欢做操，做操的时候能看到刚刚升起的太阳。干校原来是农校，地方很大，占着几个山坡。江南一带没有高山，只有丘陵，绵延起伏。起伏的山接着远处的云和天，在朝霞的映照下朦朦胧胧，让我充满了幻想。山下是一片片种着冬小麦的农田，穿插着弯弯的小河，直直的水渠；杨树柳树用交错的枝条护卫着堤岸，伸向远方。
白天，干部们有的去劳动，有的搞运动。我并不知道，那时妈妈在受审查。因为她有一个中学同学参加过三青团，而她的名字出现在那同学家的一个名单上。那名单其实是个同学录，可当时把名单上的人统统怀疑成特务，让他们交代问题。妈妈和外婆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这事，我和表弟在这个“广阔天地”感到的是空旷、新鲜和自由。
虽然住在澡堂里，我们其实已经是受“优待”了。比如我们可以自己开伙，只是煤球要从镇江运过去，很金贵。因为这个缘故，外婆就不烧开水，让我和表弟每天一趟去伙房打开水。伙房在另一个山坡上，我提三个热水瓶，表弟提两个，每天下山再上山，来回总有十里路。冬天冷，就是戴着手套，手指也冻得麻木了，下雨下雪就更得小心。有一天，同住在澡堂的邻居让我们给她家带一瓶水，却被表弟半路上摔了一跤，把热水瓶给摔破了。那时候热水瓶也是稀罕东西，摔了水瓶邻居阿姨很不高兴。外婆好不容易托人从南京买了一个新的作赔，她的脸色才好点。后来外婆总说她“太尖”，不厚道。
除了打开水，我们还常常去奶牛场买牛奶。奶牛场也属于农校，冬天牛都关在牛棚里，老远的就能闻到奶香和粪臭混合在一起的味儿。挤出来的牛奶放在大铝罐里，就在奶牛场消毒。我和表弟每次去那里，都要看人家挤奶，看够了才拿着牛奶回家。
表弟从小就比我听话，比我会做家务。一清早他就帮着外婆洗弟弟的尿布 —— 我最恨洗尿布了，宁愿做别的事；或者不做事，满山地玩。那会儿我们除了缺煤球，还缺生煤炉的干木材。农校的山坡上郁郁葱葱，长的都是杉树。树枝是不能砍的，不过树上结的杉果却是引火的好材料，也没人说不能採。杉树林很密，在林子里几乎照不到太阳，粗粗细细的主干直指天空。杉树的针叶比松树的大很多，树干上也满是刺丛，爬树是不成的。我们就在长竹竿的头上绑一根弯铁丝，做成一个钩子；到了树林里，看好了杉果，用钩子勾住使劲一拉，杉果就掉下来了。我和几个孩子们很快就成了採杉果的好手，一天能採到半麻袋，够生几天煤炉的。
时不时的，我们得到镇上赶集。从干校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下山，就到了桥头镇。镇上只有一条半里长的石板街，街的两边是店铺。最大的是供销社，里面卖的多是农具和日用品。集日的清晨，沿街挤满了卖家和买家 —— 篮子里码着带霜露的蔬菜，盆子里游着活鱼活虾，篓子里装着鸡、鸭、鹅、蛋，罐子里泡着豆腐豆干…。虽然文革中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江南的农民们还是有自留田，产着丰盛的物品。自己舍不得吃的，拿到集市上换点现钱，然后到供销社扯点布，买点必需品。
快过年的时候，肉铺子是最热闹的地方，那也是我的“伤心地”。那天我兜里揣着外婆给的五块钱，到镇上买豆腐、买肉。天下着小雨，我挤了半天挤到了肉案前，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五块钱。那会儿的五块钱对我们家可不是小数，我急得哭了，啥也没买着，空着篮子回去见外婆。外婆看我哭得伤心，没怪我，只是让我下次小心。而我一直想着那五块钱能买几斤肉，够我们吃一个星期的了。
春天来了，我去山下上小学。小学很简陋，几间旧房子围着一个院子，外面是农田。上课没有课本，老师教的都是我已经学过的，只有音乐课学的是新歌：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插曲《游击队员之歌》。其实这电影我去干校前就看过，歌也会唱；但是这个老师教的是不一样的唱法。他把歌词的节奏改得很不像中国话：
“赶、快、上 —— 山吧勇、士、们 ——，
我、们、在春天加、入 —— 游击、队 ——，
敌、人的、末 —— 日——将要来 ——临，
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 ——…… ”
这么一唱，仿佛就成了阿尔巴尼亚歌了。
上了没两个月的“学”，干校的生活就结束了，我们全家又搬回了镇江，只是不久我又跟着母亲插队下放到桥头。
写这一篇的时候，我去网上查了当年干校的历史，才知道它的前身是1923年由美国人开办的教会职业学校。如今的农校已经扩建成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桥头和高资两镇也早已合并为一。从网上的照片看，学校相当大，建筑很有气派，校园风景也很漂亮，只是看不出丝毫当年干校的踪迹，记忆中的一切都已无从追寻了。
我那一起长大的憨厚可爱的表弟，后来却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住了多年的精神病疗养院。我每每想去看望他，可看到了又很伤感。四十多年的变迁，像江河一样不能倒流；然而，“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在心的一角永远地珍藏着。
2010年7月
